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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閆全福等三位處級領導為工作的血淚申訴

            2015-12-25 11:45 記者觀察網 點擊次數 :
            國際新聞網記者趙平 羅莉 肖艷燕 光華通訊社記者馬梅 安芬 劉娜 梁山 江云明 石勰逸 法治中國記者劉連升 馬思青 記者觀察記者郝長清 楊飛虎 司徒迎風 公義網記者王瑋 鄭雙雙 視聽中國記者秦蘭英 崔杰 中法在線記者侯少云 李麗歡 人民權益網記者黃尚喜 孫英梅 白麗芬 北京報道
            關鍵:陳步舉曾主動提供招投標信息,并明知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簡稱115院)完全有中標實力,才以招投標有潛規則等理由,他要為其運作并不斷催要運作費,而115院被勒索錢款后,并未獲得利益,連第一名依法中標的合法權益也未得到維護。閆全福等人就向陳艱難追要被勒索錢款幾年,直到陳案發,也未要上。而且,115院被敲詐勒索的受害人和閆全福等三證人卻又成了單位行賄罪。
            摘要:日前記者收到115院閆全福等人的反映情況材料,記者電話與閆全福取得了聯系,并進行了電話采訪。
            事實概況:2010年,由陳步舉受賄案引起的大同市礦區人民檢察院指控閆全福等人犯有單位行賄罪一案,該案主要針對以下事實:
            2005年底,115院黨委書記閆全福被任命為副院長并主持行政工作不久,同煤地質處黨委書記陳步舉先給提供招投標信息,并明知115元完全有中標實力,便以同煤集團招投標有潛規則等為由,在東周窯勘查項目招投標期間,陳借處長外出,他主持工作之際,不斷提出要給115院運作項目,向其索要“運作費”。由于閆全福剛主持行政工作,并不了解這些潛規則,便和生產副院長謝平安、總工程師王剛商量,因害怕陳說的潛規則和陳的作梗,不得已向其提供了160萬人民幣。需要聲明的是,正好單位也有相關文件精神,他們提供信息費并不是想賄賂權利,而是為了避免或減少潛規則和陳步舉對115院公平中標的阻力。
            事實上,陳步舉的“運作費”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按照正常的招標程序,該院在招投標評標總分為第一名,但卻并沒有中標,官方原因是說該院在以前的災害評估項目中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但這根本不能成為合理合法的理由。結果很明顯,原本百分之百中標卻沒有中標的事實,使他們意識到陳步舉的敲詐行為,閆全福及其他當事人開始找“陳”退款,并通過打電話,發信息,寫信,堵人,錄音等各種方式,但是并沒有結果。也曾在院領導會議上和向上級領導提出以詐騙行為向公安局報案或通過紀委組織出面的建議,但由于其他原因被否決,最終決定還是由閆全福等當事人繼續追要。一直追要到2010年6月下旬,礦區反貪局到該院調查,陳步舉被逮捕。接著在9月17日大同市反貪局以單位行賄罪對閆全福等三人立案,并作出取保候審的決定。
            大同市礦區法院于2010年12月24日,對他們的單位行賄案開庭后,說以無罪請示到上級法院了,但在2011年11月18日,卻以大同市檢察院不同意判無罪,就對115院、閆全福等四被告作出有罪判決,閆全福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執行。面對這一結果,115院、閆全福等四被告立即提出上訴。但在二審開庭后近兩年時間時,在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給省政法委打報告,以“在案證據不排除是陳步舉假借招投標之際向115院索要錢財,相關人員為單位利益,不得已給予陳步舉錢財等”四條理由。請協調讓檢察院撤訴他們的單位行賄案的一年半后,大同市中院卻又作出維持原判。
            五年來,閆全福、謝平安、王剛從被大同市檢察院說是走個程序的以單位行賄罪立案;到礦區法院開庭后說以無罪請示到上級法院,而快到一年時卻又判決有罪;到二審法院開庭后也向上級法院請示后,卻又作出了與上級法院判案意見完全相反的裁定;再到四被告向二審法院的申訴,又被拖延近一年時間被駁回;在此期間,閆全福在大同市政法委書記、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舉行信訪接待日時,遞交的反映材料,卻沒有任何回應;給省委書記的反映信,省檢察院說已轉到原辦案機關處理,卻沒有后果。五年來的漫長辦案過程,而最終是大同市中院的有罪終審裁定否定了山西省高院要撤訴的判案意見。實在讓閆全福他們無法理解,也倍感痛苦。現在他們只好一邊向省高院提出申訴,一邊又給省委書記、省紀委書記投遞反映信,給省政法委領導寄申訴求助信等等,都是為了加快冤假錯案的早日平反昭雪。也希望通過媒體的力量,能對公平正義的執法進行監督,促進司法公開公正。他們不明白,從未因工程的事主動去找過陳步舉,如何就成了拉攏腐蝕的行賄行為?陳步舉明知115院有中標實力,才借自己主持工作,參與招投標工程之際,以招投標有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的理由,多次提出要為115院運作項目索要運作費,就在115院憑自身實力獲得招投標總分第一名后,還以第一名不運作也中不了標相要挾,又索要走第三筆錢,但115院還是沒有依法中標。這些事實證明,陳步舉向115院要錢,卻為其辦了損害其依法中標的合法權益。陳步舉的這種索賄不是太違背常理了嗎?閆全福他們相信,有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有媒體和人民的監督力量,他們一定能盡快洗清自己的冤屈。也能糾正陳步舉受賄罪定性不準的問題,追究其敲詐勒索罪的刑事責任,維護115院被敲詐勒索的合法權益。
            希望媒體和社會都來關注115院和閆全福、謝平安、王剛的遭遇,為他們提供正義的支持,也希望國家司法部門能夠正確對待115院和閆全福等四被告的申訴,早日解決其所反映的問題。
             一審自辯書
               各位法官:
               針對大同市礦區人民檢察院指控我犯有單位行賄罪,自辯如下:
               對我的單位行賄罪是通過陳步舉的受賄案引發出來的,對此,我想對陳步舉受賄罪的構成要件與事實證據中的矛盾和違背常理的情節提出異議;對我不構成單位行賄罪作如下辯護。
               一、案情簡述 
               我叫閆全福,于1997年任115勘查院黨委書記。2005年底,因時任院長因病提前退居二線。我又被任命為副院長并主持行政工作。不久,同煤地質處黨委書記陳步舉給我打電話說要幫我引薦同煤集團的領導。在舂節后的一天,陳步舉約我和謝平安一起吃飯時,陳步舉說同煤集團東周窯勘查項目有3—4千萬元的工程要招標,他要給我們運作,并說同煤集團土建工程一般是按工程總造價的10%提取運作費。因當時我們不懂,未做任何承諾。在臨近招投標時,陳步舉讓我們趕快提運作費,說217隊和三勘院都在活動。我經和生產副院長謝平安、總工程師王剛三人商量,根據我院1997年[14]號文“關于對外承攬工程提取信息費、合作費”的文件精神,可以讓陳運作。后陳分三次共向我院索要走160萬元運作信息費。但我院還是按正常的招投標程序,認真做好投標準備。招投標評標打分我院為第一名后。聽說時任同煤集團董事長以我院在以前的災害評估項目中損害了同煤集團的利益為由,該項目未讓我院中標(具體何因至今不知)。之后我們多次找陳要款,打電話、發短信、寫信,派人去要,當面爭吵、還有錄音等多種手段讓陳退款,但陳就是不給退。在2006年底我向新任院長交接工作時也講了這些情況,我院領導班子曾開會研究如何要款的問題和上級領導曾來了解情況時,我都提出過以詐騙行為向公安機關報案的辦法,但大家認為怕造成我院在同煤集團的負面影響,還是由我們繼續追要。直到今年6月下旬,礦區反貪局調查前,我還在催陳退款,特別是反貪局來我院調查時,我還借反貪局的力量催陳退款,但陳還是不退。后陳步舉被逮捕,在2010年9月17日大同市反貪局以單位行賄罪對我、謝平安、王剛立案,并作出取保候審的決定。
               二,對我不構成單位行賄罪主觀要件的行為分析和辯護。 
               行賄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間接故意和過失均不構成行賄罪。而這種主觀內容必須依附于客觀行為才能表現出來。如果沒有相應的客觀表現,我們無法判斷主觀的內容。
               在本案中,我們的主觀意圖是想獲取競爭優勢呢?還是為消除和避免潛規則的阻撓呢?我們對陳步舉是以對工程有權力者認識呢?還是以工程中介運作人認識呢?都難以判斷,只有行為表現和事實證據,才能斷定主觀意圖。現提出如下證據,證實我們的主觀意圖。
                1、在2005年12月份,我院時任院長因病提前退居二線,上級組織又任我為副院長主持行政工作。時間不久,陳步舉就給我打電話,說作為老鄉要幫助我引薦同煤集團的領導,自今也沒給我引見過。事后看來,陳步舉這是以自己與同煤集團領導的關系和我套近乎,取得我對他的信任。在春節過后的一個休息天,陳步舉打電話要和我單獨坐一坐,我覺得陳既不喝酒也不抽煙,兩個人吃頓飯也沒意思,我就叫了謝平安。陳讓他的司機單獨吃的。在吃飯時,陳步舉向我和謝平安說出了同煤集團東周窯勘查項目有三、四千萬元的工程要招標,并講同煤集團土建工程的潛規則都是按百分之十提成,他要以個人名義為我院運作這個項目。因我們不懂,當時未作具體答復。憑我院的地質資料、技術裝備、施工經驗和社會環境等,都有很強的競爭優勢。我們從未想通過不正當手段去謀取工程。這時,因我剛主持行政工作不久,也沒有參加過任何的招投標活動,對其中的潛規則也一無所知,因而也就相信了陳步舉說的潛規則。還有我院1997年印發的“關于對外承攬工程提取信息費和合作費的規定”的文件精神,也是促成我們同意讓陳步舉運作以中介服務提信息費的客觀因素。這就是說,我們在主觀上是通過陳步舉作為工程中介人的運作,為避免或減少潛規則對我院的阻力和影響的意圖,我們沒有對權力行賄的意圖。
               2、如果我們是針對權利人去行賄,我們也不會想到找陳步舉這個黨務干部,我們會去找同煤集團的領導或地質處的行政、技術干部。陳步舉從工作職責到與我們的人際關系(我與陳也就是有時和處長、院長們一起吃過兩三次飯的認識而已),都與我們的行賄對象有矛盾和違背常理之處。而正是由于陳步舉主動找我們說同煤集團東周窯項目要招標,并以同煤集團土建工程的潛規則為由,他要為我們運作這個項目。由于陳的誤導,我們為避免潛規則而同意讓陳以中介人運作的,這是我們的真實意圖。我們沒有賄賂權力的意圖。
               3、在臨近和招投標期間,陳步舉多次給我打電話,說217隊和三勘院都活動的很厲害,讓我們趕快提運作費。在這種情況下,我召集謝平安、王剛商量,根據我院1997年印發的“關于對外承攬工程提取信息費和合作費規定”的文件精神,同意讓陳步舉運作這個項目,但運作信息費比例由我們內部掌握,不突破文件規定5%的標準,能低盡量低。第一次提款是在2006年3月17日上午,我讓第一工程處經理梁宏山和第二工程處經理郭繼生各自通知他們的會計李武杰和楊輝榮各辦理借款手續叁拾萬元(共陸拾萬元),兩會計將款送到我的辦公室后,由我、謝平安、王剛三人共同清點裝入紙箱用膠帶紙密封后,三人一起拿到我院地質招待所110房間,當面交給陳步舉后,陳打出租車取走。第二筆款是在陳多次打電話催要下,于2006年3月20日上午,還是和第一筆相同的提款過程,兩個工程處各提款貳拾萬元(共肆拾萬元)。陳步舉還是打出租車來我院招待所當著我們三個人的面把錢取走。從這些情節分析:如果是我們針對權力的行賄,我們還讓這個權力人三番五次的催要?又讓自己打車來我院當著我們三個人的面取錢?這些事實可以證實,我們是在陳步舉編造潛規則,又說謊217隊和三勘院都在活動的情況下,使我們造成錯覺,而給陳步舉以工程運作人為我院消除和避免潛規則的阻撓和影響而提的運作信息費,我們沒有為獲取競爭優勢去賄賂權力的意圖。
                 4、在2006年4月14日招投標會議的前后時間里,陳步舉多次給我打電話,說的都是翻來復去的表功、要錢和埋怨我們不著急的話,后來我和謝平安、王剛三個人有時說起陳步舉,他們說也給他們打過電話,都感到既啰嗦,又煩人。在我們沒有答應給提第三筆款的情況下,4月17日下午,陳步舉來到我院地質招待所110房間,向我、謝平安、王剛三人通報了招投標打分情況(之前我們已知曉),主要還是讓我們再準備100萬元運作信息費。當時我們以退休職工開不了資,資金緊張為由推辭,沒有答應他,后陳講了些不給提信息運作費,工程就中不了標的后果和必須馬上運作的理由,如:217隊還活動的挺厲害。因談的時間比較長,王剛有事先走了,我、謝平安和陳步舉就在房間內吃的晚飯。在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把謝平安、王剛叫到我辦公室,主要對陳步舉的提款數進行了商量,按文件規定的5%,我院投標報價是3320萬元,按大數算,這次只能給提60萬元信息費。因為陳步舉已經提走100萬元,這次不給提,怕他以后找理由推責任。隨后,還是和第一二次相同的提款程序,由第一、二工程處的會計各提款叁拾萬元(共陸拾萬元)送到我辦公室后,我、謝平安和王剛三人清點裝入紙箱密封后,由王剛一人開車將款送到陳步舉指定的地點:同煤集團地質勘測處大門附近,交給了陳步舉。這就是說,在我院打分為第一名的情況下,我們已經處在了中標的最優勢地位,我們還要謀取什么樣的競爭優勢而再給陳去行賄呢?我們的行賄行為有矛盾和違背常理的情節。也證實我們在主觀上沒有為獲取競爭優勢去賄賂權力的意圖。
               5、在東周窯項目未中標,我們找陳步舉要款期間。也就是東周窯招投標后的五、六個月,我院又參與了同煤集團王村和馬脊梁的勘查工程的招投標,因為我們已經意識到陳步舉對我們的欺詐行為。在這兩個項目的招投標時,我們沒有找過陳步舉,陳步舉也沒有和我們提過,但在我們中標這兩個項目后,找陳要錢時,陳又說這兩個項目也有他的功勞。按常理,我們在東周窯項目招投標中,如果是為了對陳步舉權力的賄賂,東周窯項目也許是個意外,陳步舉沒有用好權力,沒有為我院謀取到不正當利益。那么,我們完全可以再讓陳為我們在這兩個項目上謀取不正當利益。因為,陳在東周窯項目拿了錢沒給我們用好權,那在這兩個項目上再用權給我們辦事,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我們沒有這樣去做。證實我們沒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去賄賂權力的意圖。
               6、在2007年8月29日上午,我和謝平安、王剛在陳步舉的辦公室堵住了他,當時在陳的辦公室還有地質處的黨辦主任和一個年輕人(陳說是電工,給陳的電腦裝殺毒軟件),因有這兩個人在場,我們等了較長時間后,我問那個年輕人還要多長時間,我們和陳書記有事情商談。陳讓講吧。我就說陳錢的事。陳說不知道什么錢。我說:“你拿走的錢,你不知道?”;陳說“我沒拿”;我說:“你一個黨委書記,處級干部,干啥不好,這是詐騙行為”;他說;“給你們辦了事,你們又這樣”;我說:“你辦成啥事了?你開始就是個騙局,你不要耍無賴”之類的話。陳反復強調了是因我院的原因沒辦成,而且馬脊梁和王村工程也給了我們等等之類的話(當時我的情緒很激動)。后陳說:“供水公司要碰事,是黨辦另一個人告訴他的”。他拿了本子就走,我在后面邊走邊說他是詐騙之類的話。當時陳步舉的辦公室對面是會議室,還有不少人在開會。十幾年來,同煤集團一直是我院勘查工程的最大客戶,對我們來說,陳步舉如果是大權在握者,我們還敢如此膽大,與權力作對嗎?這些情節,證實我們并沒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去賄賂權力的意圖。
               7、在我們追陳步舉要款的幾年里,陳步舉還一直擔任同煤集團地質處的黨委書記,我院也一直在參與同煤集團勘查工程的招投標工作。我院有中標的,也有未中標的。我們如果是為承攬工程而行賄,往往既為眼前利益,更為長遠和長期利益,這是很簡單的道理。陳步舉如果真是個大權在握者,完全可以再利用職務之便為我們以后的工程謀取利益。但我們卻打電話、發短信(留記錄的2008年11月18日和2010年6月12日)、寫信(2008年11月20日),辦公室和家里找(集中時間是2007年1月上旬和2008年11月中下旬多次),派人去要(2007年1月25日到30日六次),還有錄音(2007年1月10日)和上面敘述的對著其他人當面爭吵,多種手段追這個有權人要錢不止,讓這個有權人四處躲藏。還有,根據要錢的難度,2008年8月29日,院長楊志勇在他辦公室召開班子會議,研究要錢辦法和上級領導曾來了解情況時,我都提出過向公安機關以詐騙行為報案的辦法,但經研究認為那樣會給我院在同煤集團造成負面影響,還是由我們繼續追要。直到在檢察機關進行調查時,我們還在追陳步舉聯系要款的事。我們這種前邊向權力人行賄,后面又一邊與權力人作對,一邊還承攬著權力人手里的工程。而且班子和上級領導也都讓這么做。有矛盾和違背常理的情節。這個催要套取款項的過程,再次證實,我們在主觀上并沒有為獲取競爭優勢去賄賂權力的意圖,只是有為避免陳步舉虛構的潛規則而使我院不至于流標的客觀愿望。
               8、從始至終,我們從未向陳步舉提出或示意要獲取哪些競爭優勢的要求,檢查機關也未提供這些證據。證實我們主觀上沒有為獲取競爭優勢去賄賂權力的意圖。
                以上行為事實證實,我們在主觀上沒有為獲取競爭優勢向陳步舉行賄的主觀意圖,我的單位行賄罪的主觀要件不能成立。
            三、對自己不構成行賄罪的辯護
               刑法第389條第二款規定:“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
               在此案中,陳步舉多次向我們索要錢款,我院不僅沒有得到不正當利益,而且在招投標評標打分為第一名的情況下,也沒有中標,連正當的利益也沒有得到。完全符合此款的規定,我不構成單位行賄罪。
               陳步舉索要錢款的主要事實如下:
               1、在第二方面列舉的事實中。第1條證實:陳步舉以潛規則和工程運作為名要錢;第3條證實:陳多次打電話要錢、以217隊和三勘院都在活動為由要錢、打車來我院當著我們三人的面取錢;第四條證實:以第一名也不一定能中標為由要錢;第6條和第七條證實:在事后,我們緊追陳要錢的行為過程,說明事前不是我們找他,而是他找我們的,因為我們是單位,又是三個人,而且,班子也研究過,我們對陳的個人不能那樣違心的辦事,特別是對這個權力人,我們也不敢這么違心的辦事。這些事實證實:如果說陳步舉不是欺詐行為,則可證實為索賄行為。
               2、在2007年1月10日上午,我、謝平安和陳步舉在我的車里談要錢的事,我與陳步舉爭吵時,謝平安用手機錄了音。其中有一句我質問陳步舉的話:“…是你找我的?還是我找你的?…”陳步舉沒有反駁,也可以旁證是陳步舉找我們索要錢款的情節。
               四、對陳步舉不構成受賄罪的主觀要件,但有欺詐、侵占我院財物的主觀意圖的行為事實和判斷分析。
               受賄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間接故意和過失均不構成受賄罪。而這種主觀內容必須依附于客觀行為才能表現出來。如果沒有相應的客觀表現,我們無法判斷主觀的內容。
               在陳步舉的犯罪行為中,陳步舉的主觀意圖是想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獲取競爭優勢呢?還是想通過欺詐,為侵占我院的公有財物為目的呢?也是難以判斷,需要行為表現和事實證據,才能斷定他的主觀意圖。下面用第二方面列舉的事實作如下判斷分析:
               1、在第1條事實中,陳說要給我引薦同煤集團的領導。這是為索賄做準備呢?還是為運作項目、欺詐做準備呢?無疑是后者;陳虛構了潛規則的事實,要為我院運作項目,并在索要錢的過程中還編造了217隊和三勘院都活動的很厲害這些謊話,這對一個權力者來說,編造這些說明自己沒有權力的理由索賄,無疑是降低了行賄者對索賄者權力的信任度。這與索賄者的行為是矛盾和違背常理的。也證實陳步舉知道自己也沒有權力,怎能有索賄的意圖?而有編套子欺騙、引誘我們讓他運作項目,侵占我院財物的直接主觀意圖。
               2、在第3條事實中,陳作為權力人,三番五次打電話要錢;自己打車親自來我院招待所并當著我們三個人的面取錢。這些既膽大又低調的要錢行為,像是一個有權者的索賄行為嗎?有矛盾和違背常理。但作為工程中介人索要運作信息費應是正常現象。這也證實陳在主觀上知道自己也不直接負責項目,沒有權力,談何索賄的意圖?而有以運作項目為名套錢、侵占我院財物的直接主觀意圖。
               3、在第4條事實中,我院評標打分為第一名后,陳以217隊還在活動、第一名也不一定能中標為由,索要走第三筆錢。這對一個權力者來說,是索賄呢?還是敲詐勒索呢?這也證實,陳步舉知道自己也沒有權力,怎能有索賄的意圖?而有借運作項目為名,侵占我院財物的意圖。
               4、在第5條事實中,我院東周窯項目未中標,也許是陳步舉在運用權力中的一個意外。那么在五、六個月后的王村、馬脊梁勘查項目招投標時,陳既然是大權在握者,完全可以利用職務之便,但陳步舉卻從未向我們提過這兩個項目的事,這顯然與以前不停地找我們運作項目要錢的陳步舉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而在我們以后找陳要錢時,他又說我們中標這兩個項目也有他的功勞。這既證實陳步舉只能說謊圓自己運作有功,卻不能說謊是他權力的作用。有欺詐、狡辯,侵占我院財物的意圖,而并非有權力索賄的意圖。 
               5、在第6條事實中,2007年8月29日上午,我和謝平安、王剛在陳步舉的辦公室堵住了他,當時陳不顧黨辦主任和電工在場,不顧對面會議室還有人開會,就和我當面爭吵的情節,與陳步舉作為受賄人,顯然是矛盾和違背常理。這也證實陳步舉也認為自己也不是索賄,而是應得的運作信息費。所以,理直氣壯,膽子挺大。但陳的無理狡辯行為,證明他有停占我院財物的直接主觀意圖。
               6、在第7條的事實中,這幾年,陳步舉為了躲避我們的追要款,打電話不接,發信息不回,寫信不理,辦公室不給開門,派人去要,他也不見。就連我院這幾年與地質處相互進行的互送錦旗、互訪等活動,陳都不敢參加。特別是我們當面爭吵、派人去要、辦公室堵等多種要款辦法,隨時都會造成事情的暴露。在這種情況下,試想陳步舉既然是個大權在握者,為什么不再利用職務之便,或者為我們謀取利益,或者用權力給我們制造阻力,都可以讓我們這個想賄賂他權力的人感到害怕而不敢要錢,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但此時的陳步舉卻與以前追著我們要錢的陳步舉,顯然是不同的兩個人。是陳現在廉潔了?還是他沒權呢?這也證實陳步舉知道自己也沒有這些權力,只能開始以潛規則、項目運作等謊話來欺騙、誘導我們,到后來以躲藏、狡辯、耍賴對付我們,以達到侵占我院財物的目的。
               綜上所述:陳步舉從始至終的行為事實證實:認定陳步舉索賄罪的主觀意圖都有很多矛盾和違背常理的情節。但一次次的虛構事實和隱瞞事實真相,證實陳步舉有停占我院財物的主觀意圖。
                 五、對陳步舉不構成受賄罪客觀要件和欺詐情節明顯的行為事實和判斷分析
               受賄罪是為了以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收受財物。利用職務之便是受賄罪客觀方面的一個重要構成要件。
               在陳步舉的索賄行為中,陳步舉是否具備利用職務之便的客觀要件,提出如下行為事實和判斷分析:
               1.在同煤集團勘查項目的招投標中,陳步舉作為同煤集團所屬職能部門的黨委書記,從他的工作職責和領導職位是否能在上級單位的招投標過程中起到利用職務之便的作用?是否能利用他的權力在招投標活動中通過違規操作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我認為對照“ 兩高”《解答》對受賄罪中“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規定,是不相符的。事實上,他一方面沒有直接主管業務;另一方面,他是黨務干部,沒有進入招投標評委的資格。陳步舉受賄罪的客觀要件不能成立。
               2、在上述第二方面列舉的事實中。第1條證實:陳以潛規則和運作項目為名要錢;第3條證實:陳多次打電話并說217隊和三勘院都在活動要錢,自己打車來我院當我們三人的面取錢;第4條證實:陳以我院第一名也不一定能中標為由要錢;第5條證實:陳在東周窯沒有為我院謀取到利益,但隨后的王村、馬脊梁項目他也不聞不問,但我院中標后,他又說有他的功勞;第6條證實:我們向陳要款的當面爭吵,使有權人只能躲逃。第7條證實:我們幾年來追陳要款的情況,隨時都會暴漏事情,而有權人還是不利用權力阻止,還是躲藏。陳的上述這些行為事實,也完全可以證實陳步舉并不僅僅是主觀上知道自己沒有權力,而且在客觀事實上,根本就不具備利用職務之便的客觀條件。
               3、受賄罪的本質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濫用權力而違規操作,為行賄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這既有干部自身因素,也有制度約束問題。在同煤集團的招投標過程中,不僅有同煤集團的領導,還有同煤集團的紀委、審計、法律、企劃部等很多的監督部門、職能部門都參加,而陳步舉作為同煤集團所屬一個職能部門的黨委書記,在同煤集團的招投標中也能有利用職務之便的權力,我想疑問的是,同煤集團的招投標工作也不應該有如此的漏洞和不規范,而且事實也證實陳步舉在招投標活動中沒有發現有什么破壞或損害招投標規程規范的行為事實,檢察機關也未提供這些事實證據。這也證實陳步舉在客觀條件上也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的條件。但陳步舉借招投標工程名義和自身作為處級干部的身份,也趁我剛剛主持行政工作沒有經驗,加上我院的文件等多種因素,都為陳的欺詐行為提供了有利條件,這完全符合事實。
               由此證實:對照受賄罪“利用職務之便”的法律解釋和規定,根據陳步舉犯罪的行為事實,陳步舉受賄罪的客觀要件不能成立。
               但陳步舉虛構事實、隱瞞事實真相,騙取我院財物的客觀要件有如下事實:
               1.在我剛主持行政工作不久,陳步舉就給我打電話,說作為老鄉,他要幫助我引薦同煤集團的領導,直到現在也未引薦過,現在看來,陳并不是真想給我引薦,而是想以此騙取我對他的信任,為實施欺詐做準備。
               2.陳步舉講同煤集團土建工程的潛規則,沒有事實證據。而且在我院這幾年的參加招投標活動中,也未發現有潛規則。證實陳步舉是在虛構事實。
               3、在我們追陳步舉要款過程中。陳步舉曾講我院的第一名是他運作的功勞。但陳從未向我們講過如何違規操作的任何事實,檢察機關也沒有提供這些證據。證實陳步舉虛構事實,為停占我院財物編造理由。
               4.陳步舉為了向我們索要運作費,多次講217隊、三勘院都在活動,但也沒有事實證據,也是虛構事實的欺詐行為。
               5.在我院評標打分為第一名后,陳步舉索要第三筆款時,他說第一名也不一定能中標,還需運作。這說明陳是以中標作為最終結果。但在我院未中標向陳要錢時,他又說打分第一就是辦成事。前后矛盾,狡辯、耍賴,也是一種欺詐行為的表現。
                6、在礦區反貪局來人調查案件時,陳步舉找過王剛一次,我和陳步舉談過兩次,陳都是讓我和王剛共同說是我們把錢送給了時任同煤集團董事長劉隨生,推到他人身上。這還是一種誘騙行為的表現。
                由此證實,陳步舉的欺詐行為事實確鑿。
                六、對陳步舉不構成受賄罪客體要件和欺詐侵占我院財物的行為事實和判斷分析
                受賄罪的犯罪客體是破壞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欺詐行為是侵占公私財產的所有權。
                在陳步舉的犯罪過程中,陳步舉在行為上破壞了國家機關的那些正常管理活動,如: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招投標法》或同煤集團在招投標中的規程、規范、制度、章程等行為,都沒有事實證據,檢察機關也未提供這些證據。陳步舉受賄罪的客體要件不能成立;但陳步舉三次共從我院索要走160萬元運作費,侵占我院的財產所有權事實確鑿,是明顯的欺詐行為。
               七、對陳步舉的受賄行為或欺詐行為,在定性上的認識和判斷分析
                1、隨著黨和政府在制度上治理腐敗力度的不斷加強,從國家機關到各級政府、行業和單位,都在制度建設上制約了不少權力者以權謀私的機會和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少數私欲膨脹的權力者,在不能以權謀私時,就會利用自己職務或優先獲得內部信息等便利條件,通過欺詐行為,達到侵占公私財物的目的。這有可能將成為司法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在陳步舉和我們的賄賂行為中的種種矛盾和違背常理的情節;在第二、四、五、六方面的行為事實證據中,都充分證實:陳步舉并不具備利用職務之便的條件,但陳利用自己處級干部的身份和優先取得工程信息等有利條件,使得陳能順利實施并實現了以欺詐行為,侵占我院財物的目的。
                2,受賄行為的本身會損害黨和國家機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當把欺詐行為認定為受賄行為時,就會不可避免地放大損害黨和國家機關形象的程度。另一方面,當把欺詐行為認定為受賄行為時,因為行賄方也有可能構成犯罪,這樣就容易使被欺詐的一方因害怕自己是行賄行為而不敢報案或不配合調查,不利于打擊和懲處犯罪。當把受賄行為認定為欺詐行為時,行賄方會認為自己是受害方,也會主動報案和積極配合調查,有利于打擊和懲處犯罪,而且,這兩種行為只是在犯罪的量刑上有所不同,不會造成不良后果。當然,通過對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事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能多加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判斷分析,定準犯罪性質最好。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案發渠道、發案方式等不同情況,都會影響對犯罪行為的準確定性。在陳步舉與我們的賄賂案中,由于陳步舉的受賄案是因有人向反貪局舉報發案的,檢察機關以受賄罪立案非常正常,但根據上述第四、五、六方面的事實情節和判斷分析,陳步舉從始至終的行為表現證實:陳步舉的受賄罪,在主觀要件、客觀要件、客體要件上都有種種的矛盾和不相符的情節。但一次次的虛構事實和隱瞞事實真相的行為表現證實:陳步舉以欺詐行為,侵占我院財物的事實確鑿。因此,請法庭對陳步舉以欺詐行為追究刑事責任較受賄罪更為適合。
               綜上所述:根據陳步舉向我們索要160萬元錢款的前因后果、行為過程和事實情節,充分證實:(1)我的單位行賄罪在主觀要件上不能成立,并依據刑法第389條第二款的規定,我不構成單位行賄罪,應判我無罪;(2)陳步舉受賄罪的主觀要件、客觀要件、客體要件都不成立,不構成受賄罪;(3)陳步舉欺詐、侵占我院財物的事實確鑿,是欺詐行為的犯罪;(4)我院是受欺詐方,請法庭為我院追回被騙的160萬元錢款。
               
                                     被告人:閆全福
                               
            二 審 自 辯 書 

            各位法官、陪審員、公訴人: 

                針對大同市礦區人民法院對我們個人和單位作出的判決書結果,我認為證據不足,法律依據不強,現作如下辯護。

                一、對“認定我們個人單位行賄罪事實部分”的辯護

                在判決書中講到:“以上證據中陳所供述的受賄事實在受賄時間、地點、數額等情節基本上與被告人閆全福、謝平安、王剛三人的供述所陳述的行賄事實在行賄時間、地點、數額等情節上基本吻合,且有其它旁證如證人李武杰、梁宏山、楊輝榮、郭繼生、靳蕓珍、郭武生的證言,以及這些證人辦理借款單等書證佐證,可以證實被告人閆全福、謝平安、王剛等人行賄的事實。雖然陳步舉只承認130萬元,但閆全福、謝平安、王剛三人的證言以及相關的其它旁證可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條,足以證實閆全福、謝平安、王剛三人行賄共計160萬元的事實。

                按照判決書的這些表述,判決書也承認我們的供述和其它旁證可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條。在這些完整的證據鏈條中,根本沒有任何的行為情節能證實我們主動向陳步舉行賄的行為事實?檢察機關也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證據。如:我們在何時、何地、何手段、何原因向陳步舉行賄的情節過程等。事實是,我們三人或其中的任何人,都從未因工程的事主動去找過陳步舉,如何就成了拉攏腐蝕的行賄行為。但在完整的事實鏈條中,能證實陳步舉主動要為我院運作項目,向我院要錢的情節事實很多。如:開始以潛規則等理由要為我院運作項目要錢,多次打電話和到我院招待所取錢等。這種對我們沒有任何的主動行賄情節,卻被認定為主動行賄的事實;而對陳步舉有多次主動向我院要錢的情節,卻排除了索賄的事實,我們難以接受。我們也無法理解,判決書是依據我們的哪句供述或哪個證人的哪些證詞或證據?認定我們向陳步舉主動行賄的事實?是不是在賄賂案件中,只要沒有其他證據,無論被索賄人怎樣有理有據的供詞,法律上都可以不予采納?都不能成為沒有主動行賄和被索賄事實的證據?是不是無論被索賄人是否有主動行賄的行為證據,法律都可以認定主動行賄的事實?如果是這樣,這種認定行賄事實不符合運用證據原則,對被索賄者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們無法接受。

                二、對“認定我們個人單位行賄罪”的辯護 

            判決書中對我們單位行賄罪主要是依據199934日“兩高”頒發的《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第二條規定,作為認定我們行賄罪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法律依據,其主要包含兩個方面,(1)認為我們屬于程序違規,認為我們所想獲得的利益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希望通過不合法的程序獲得。(2)認為我們從主觀故意看,即包括對不正當利益的確定的故意,也包括不確定的概括的故意。認為我們表面上看似乎是合法的利益,從程序上看,115院在招投標過程中,其行為的本質是要求陳步舉利用其職位的關系,從中幫助其謀取競爭優勢排除他人合法競爭,因此應認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事實。針對上述認定,我作如下辯護。

            1、按照判決書所講,我們是屬于程序違規。所謂程序違規,是指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為行賄人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和便利條件。那么在我們這個案件中,我們是招投標工程中的謀取競爭優勢。就應對照《招投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以及國家部委的規章規定,對照其行為事實,才能確定為程序違規。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第十五條的規定;根據國家工商局19981月發布的《關于禁止串通招投標的暫行規定》和國家七部委20033月聯合發布的30號令《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投標辦法》中將串通招投標行為都規定的較為細致,對照我們與陳步舉雙方的行為過程,都沒有任何的程序違規事實。國家制定招投標工程的規章規定,就在于招投標往往情況復雜,不是某個權力人就能從中利用職務之便的,因而制定這些規章規定就為認定程序違規提供了對照行為事實的法律依據。在整個招投標過程中陳步舉為我們提供了哪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和便利條件,都沒有任何的行為事實證實這些程序違規。而且我們從始至終也從未要求過陳步舉為我們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和便利條件。因此,沒有行為事實而怎能反映出我們是希望通過不合法的程序獲得的主觀意圖。而事實證實的是:陳步舉從一開始告訴我們工程信息時,陳步舉和我們都明知我院有競爭中標的實力,因此,他以同煤集團招投標有潛規則等理由,提出主動要為我院運作項目,提取運作費。在招投標會議之前,陳兩次索要走100萬元運作費,在開標后的第四天又索要走60萬元。我院是按照同煤集團的招投標程序和要求,認真做好招投標工作,在憑自身實力取得了評標打分的第一名,這時,我院已處在了中標的絕對優勢,我們還有必要讓陳步舉去為我們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定,提供幫助和便利的條件嗎?我們還有必要希望通過不合法的程序獲得嗎?這就證明我們從始至終的主觀意圖就是為了避免和減少陳步舉所說的潛規則等的阻擾,為了維護我院在招投標活動中的合法性。

            2、不確定的故意的概念,是指行賄人對意圖謀取的利益(包括正當的也包括不正當的利益)只要能夠實現,而不在乎過程的心態。這就是說不確定的故意的概念,并不能認定我們意圖謀取的是不正當利益的心態。判決書中講: “從程序上看,我們的行為的本質是要求陳步舉為我們謀取競爭優勢。因此,認定為我們是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事實。”這種用其行為的本質認定事實明顯不符合邏輯。我認為只有用行為事實才能反映或證明本質,而不能用本質去認定沒有事實的行為或沒有行為的事實。我們說一個人在本質上是壞人,主要是根據他經常干壞事的行為事實認定的,這符合邏輯。而不能說,這個人是壞人,主要是根據他行為的本質是壞人,就不管他干沒干壞事,也認定他有干壞事的事實。無論是本質決定行為,還是行為反映本質,判決書中認定我們的主觀意圖是謀取不正當利益,沒有任何的行為事實能證明或反映。起訴書中也承認陳步舉拿的是活動經費,既然是活動經費,就證明陳的主觀意圖和我們的主觀意圖并不是針對陳步舉的權力,事實也證明陳步舉根本就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的能力,尤其是陳步舉在一開始就知道我院只要參加招投標,憑自己的實力就一定能中標,這就證明他主觀上也知道不用活動,更不用利用職務之便,我們就能中標,他也就輕易的拿到了運作費。如果他不說有潛規則等因素給我們施加壓力,我們也不會同意讓他運作。而為避免潛規則的阻撓,為維護我院在競爭中的公平權益, 這是我們的主觀意圖。以潛規則為由,以運作項目為名,以敲詐或欺騙手段,達到侵占我院財物是陳步舉的主觀意圖。 這是有事實加以證實的。陳步舉即使有權,也只是用權力向我們要錢,而并沒有用權力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甚至沒有用權力為我院維護正當權益。如果說陳是用權了,那就是陳用權力為我院謀取了損害我院第一名中標的正當權益。這如何能成為權錢交易?無論陳是沒有權力或有權力沒有用,案件中所有證據事實,都只能證明陳希望通過欺詐或敲詐勒索侵占我院財物的主觀意圖,而如何能證明陳的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意圖呢? 

            3、判決書中:“ ... 陳步舉利用其職務的關系從中幫助其謀取競爭優勢 ... ”的認識,是否符合利用職務之便的條件?利用職務之便是認定受賄罪的關鍵依據,陳步舉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干了些什么?陳的哪些行為事實能證實他在招投標過程中利用了職務之便?在整個案件過程和判決書中,都沒有陳步舉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謀取競爭優勢或不正當利益的任何行為事實。而陳步舉以潛規則為名,提出要為我院運作去避免潛規則,但我院憑自己的實力,獲得評標總分第一名的優勢后卻沒有中標,這是事實。這一事實如果說與陳步舉利用職務之便有關系,也只能證明陳步舉以潛規則相要挾,借用職務權利之名達到了非法占有我院財物的事實。達到了向我院敲詐勒索的目的。因為,陳步舉并沒有用權力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事實,陳步舉從提出要為我院運作項目到以后,都從未向我們明示或暗示說他有權,證明陳的主觀上也沒有用權力為我們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意圖,而客觀上也確實沒有用權力為我們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事實,甚至連用權力為我院維護正當權益的行為事實都沒有,陳與我院都沒有權錢交易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事實。我院的第一名未能中標的事實還可以證實:如果說陳步舉不是利用職務之便,則是欺詐行為的犯罪。這些,在一審的法庭上,我的自辯書的第三、四、五、六部分,都是對陳步舉在主觀、客觀、客體要件上不符合受賄罪的辯護。但判決書上對我的這些自辯內容,只字未提。

            是否利用職務之便,是構成受賄罪的重要要件。為此,在法律規定上,對是否利用職務之便,都有明確的解釋。“利用職務之便的法律含義”;“正確把握衡量是否利用職務之便的標準”;“受賄罪中‘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的認定”;“受賄罪中‘利用第三人職務之便’的認定”;“利用第三者職務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根據上述司法解釋,對照陳步舉的職務、職權和他在工程招投標中所發揮的作用或行為事實,究竟符合哪些情形,我都找不到相符的條款。因此,陳步舉利用職務之便的認識沒有法律依據,陳步舉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也沒有行為事實。陳步舉的受賄罪定性不夠準確。 

            三、對“認定115院單位行賄罪”的辯護

            1、判決書中:“其直接責任人閆全福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且希望達到中標的目的。”人的主觀方面是靠行為活動,行為事實證明分析呢?還是靠設想、想象證實呢?陳步舉在明知我院憑自己的實力就能中標的情況下 ,而以潛規則為由給我們造成精神上的壓力,他要為我院運作,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我院1997年關于提取信息費合作費的文件精神和我擔任行政領導時間不長,沒經驗的多種因素,我們才同意讓陳步舉運作的。這只能證實我們的主觀意圖是為了避免陳說的潛規則對我院的阻撓,為維護我院在招投標中的合法權益的主觀意圖。 

            2、判決書:“客觀方面閆全福指使王剛,謝平安以手續費、信息費等名義而對陳步舉進行行賄的事實。”我理解“指使”的意思是只有指使人對事情的原由清楚,被指使人只是不知情的照辦。對指使一詞是否合乎事實?我有些疑問。當然因為我是主要領導,我的直接和主要責任都肯定在王剛、謝平安之上。因此,指使之說,我只是一點疑惑。對“以手續費、信息費等名義而對陳步舉進行行賄的事實。”我的疑問是,前面已經講的事實可以證實。陳步舉是以工程運作人、中介人等名義要為我院運作項目索要的運作費,主要是針對潛規則等而運作的。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一些不正之風的影響,常常有一些本來就符合規定,但就是不能按正常的手續及時辦理,如本來應辦的各種證照,年檢等手續以及正常的工程業務,卻按正常的規定和程序不能按時按正常情況辦理,因而社會上也誕生了一些代辦證照,代辦年檢,代跑兵,代跑工程這些現象,而陳步舉以工程招投標有潛規則等理由,提出要為我們運作項目,其實我們在主觀意圖上就屬于此種想法,所以我們才同意讓他運作,付給他的運作費,并沒有行賄的意圖。當然,陳步舉作為處級干部,也許他就是可以利用職務之便的有權人。如果是這樣,陳作為有權人,從最早告訴我們工程信息,以多種理由要挾我們,主動要為我們運作項目,多次打電話索要運作費,我院評標總分為第一名時,陳還在要挾我們,又要走60萬元等等的行為事實,都可以證實,我們沒有主動行賄的主觀意圖,而公訴人也沒有提供我們如何主動向陳行賄的行為事實。因此,我們的主動行賄不能成立,而陳如果是權力人,那就是敲詐勒索;如果不是權力人那就是欺詐行為。這是所有事實都可以證實的事實。 

            3、判決書中:“嚴重侵犯了同煤集團正常的管理活動和職能的聲譽并給 115隊帶來巨大的損失”。我認為除了給115隊帶來巨大的損失這是事實,我承擔其中應有的責任,與我的能力、失誤、經驗不足等原因而造成的巨大損失,我深感內疚和自責 ···  對侵犯了同煤集團正常的管理活動和職能的聲譽的認識,我們認為沒有行為事實,但我們憑自己的競爭實力,取的了評標打分的第一名,這是事實。 

            4、判決書中講:“故對公訴機關指控115隊在招投標活動中,違背公平原則,以謀取競爭優勢的意見予以采納。”對此,我認為:公訴人提出的意見只能作為認識和推斷,我們和陳步舉在招投標活動中,究竟是哪些行為違背了哪些公平原則?哪些行為能證實我們有謀取競爭優勢的意圖?從公訴人到判決書,都沒有提出任何的事實證據。115隊在招投標活動中,違背公平原則,以謀取競爭優勢并不存在。

                四、對“對被告的辯護意見和供述,不能作為證據”的辯護。 

            對判決書中:“關于被告單位115隊和被告人閆全福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受賄人在本案中存在索賄情節的辯論意見,經查,除被告人閆全福、謝平安、王剛的供述外,沒有其他證據能夠證實該事實,陳步舉索賄情節不予認定。”做如下辯護。

            1、判決書對我們三名被告供述的事實不作為證據,需要有其他證據加以證實。我的疑問是:既然是賄賂行為,不可能有不相干的外人參與來證實,而只有靠行賄和受賄雙方當事人的證實。我們在 2006年4月份,礦區檢察院調查陳步舉案時,是以證人身份作證。而直到 2006年9月份,我們曾以證人的作證才變成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不清楚被告人的供述是在什么情況下必須要其它證據加以證實。我們先在陳步舉案件中以證人身份所作的證明,完全可以佐證我們作為被告人供述的真實性。對照我們在陳步舉案件中我們以證人身份所作的證明,與我們在市檢察院以犯罪嫌疑人時所作的供述作一對比,就完全可以證實我們的供述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供述,為何不能作為本案的證據?而且,在法庭上,也從未對我們的供述提出過任何疑義。還有,判決書中也提到:我們的供述符合完整的事實鏈。但在認定陳向我們要錢情節時,我們的供述又不能作為證據。在我們的供述中,究竟是那些可以作為證據?那些又不能作為證據?對此,我非常糊涂,也不能接受。 

            2、如果我們的供述是編造的不真實的供述,從礦區檢察院在20064月份對我們的詢問作證到市檢察院在9月份讓我們所作的供述,相隔四、五個月時間,我們如何能把編造的事實過程記得那么清楚。而且,在法庭上對我們的口供的真實性也沒有提出任何疑異,判決書上也沒有明確我們的那些供詞有不符合常理或什么理由不能作為證據。也不符合法律上對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的規定。因此,我們的供述是完全符合事實的,理應成為合法的證據。 

            3、判決書中提到:“陳步舉所供的受賄事實,在受賄的時間、地點、數額等情節基本上與被告人閆全福、謝平安、王剛三人的供述所陳述的行賄事實在行賄時間、地點、數額等情節上基本吻合。”從表面上看,陳步舉的供述與我們的供述與書證和其他人證在時間、地點、數額等情節是有吻合的。而實際上,這些吻合只能證明我院付給陳步舉160萬元的事實,而根本無法證明究竟是陳步舉索要,還是我們主動去送這一關鍵問題。在判決書上,陳步舉的口供一開始就講20064月底,評標打分后同煤決定不給我院時,我和王剛到地質處找閆子義和陳步舉的事實。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事情。而真實的事實是,從始至終,一直到我們追陳步舉要錢到陳的案發,陳一直說錢到哪里都由他運作,我們只能對他,而他運作到哪,都不能告訴我們。但陳的供述中又說他讓我和王剛去給劉董事長送錢的無中生有的事。還有陳講兩次拿錢都是4月底5月初,這就是說陳都是在開標后拿的錢。而事實上,陳前兩次要錢拿錢,都是在開標前的3月份,這都有其他人的旁證和書證,陳卻只字不提。陳步舉的供述,沒有前因后果,回避了不少情節和事實,缺乏真實性。既然陳步舉的口供不真實,就不能以他的口供認定我們的主動行賄,而且,陳步舉的供述也沒有我們如何主動去拉攏,向他行賄的情節事實。判決書以我們的供述不能采納為由,就排除了陳步舉的索賄行為,而對我們沒有任何主動行賄的行為過程卻不知如何認定為主動行賄的事實。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甚至是違背事實的。 

            4、對我們沒有主動行賄的佐證

            ①在2007829日,我和謝平安、王剛三人到陳辦公室要錢時,當著同煤地質勘測處的黨辦主任和一個電工的面,我責備和指責陳這是詐騙之類的話;2008829日,我們在院長辦公室開會研究要款事宜時,我也提出以詐騙行為向公安局報案的意見。還有,局領導來我院了解情況時,我也提出過以詐騙行為向公安機關報案的意見。這些事實證實,如果是我們主動求陳步舉辦事行賄,我們如何能說出陳的詐騙行為?詐騙之說,如果不能佐證陳是敲詐、欺詐行為,則可佐證陳的索賄。 

            2007110日,在我的車上,因要錢我與陳爭執時,謝平安用手機錄了音,其中有我質問陳步舉“是你找我的?還是我找你的?”陳既沒有反駁,也沒有回答的事實,是否說明陳默認了事前是他找我們的事實。 

            ③在我院招投標為打分第一名后,陳步舉在多次給我們打電話要錢,我們沒有答應的情況下,陳于2006417日下午,到我院招待所110房間與我們談了好長時間,并在房間吃晚飯的事實,也能佐證一直是陳主動找我們要錢的事實。  

            5、對我們沒有主動行賄的常理推斷

            ①按正常推理,行賄人首先是找能利用職務之便的有權人。對于招投標工程來講,同煤地質處長、副處長或總工程師這些人從職權、業務、人際關系等多種因素都比陳步舉這個黨務干部有優勢。我們如果是想主動行賄,首先應該找這些人。如果說我們找過,可能都拉攏不了,只好找陳步舉,這也符合常理。而事實上我們都從未去拉攏過任何人。而我們又為何直接去找陳步舉這個從職權到專業到人際關系都不恰當的人,用那么大的代價去拉攏收買正如判決書中提到的“利用其職務關系從中幫助其謀取競爭優勢排除他人合法競爭”這樣一個人呢?這完全不符合我們主動行賄的常理。 

            ②通常情況下,主動行賄人都是自己主動求助受賄人這個權力人。要盡可能隱蔽人少時進行。而哪有求人者從來不主動找權力人,當權力人要錢時,還讓自己來取錢,甚至是三個人當面交錢。這種行為,如果是索賄者主動想要這個錢,也可能就屈身低調自己來取,甚至不怕你有幾個人,這只能是勉強符合常理;如果是敲詐勒索或欺詐行為,就完全符合常理;如果是行賄者想主動拉攏權利人去行賄,我認為我們這種行賄方式,對行賄和受賄者都違背常理。 

            五、對案情的前因后果和全過程的分析判斷。

            從上述我對我們個人和115院的單位行賄罪的辯護,我認為公訴人只是用我院付給陳步舉160萬元信息費這一事實,就推斷分析,陳步舉拿了錢就肯定要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我院付給陳錢,也肯定是為了讓陳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這個結論。但從整個案情的前因后果分析和案件全過程的行為事實證實 :在招投標活動之前,我們和陳步舉雙方都明知我院憑自身優勢的實力,一定能中標,而正是由于陳說的潛規則這些容易失去公平的理由,使我們害怕讓不公平因素造成流標,才同意讓陳運作,達到維護我院公平合法權益的目的。也正是由于我們在主觀上從未想過要去謀取競爭優勢,排除他人合法競爭的主觀意圖,也就使客觀上我們在招投標活動中從未有過任何不公平競爭,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事實。由此,也使判決書上,在認定我們主動向陳步舉行賄;在證實我們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意圖;在認定程序違規上,都未能提出任何的行為事實。就連陳步舉如何利用職務之便;如何為我院謀取競爭優勢;也都沒有任何的行為事實。根據運用證據必須忠實于事實真相的原則,對有關犯罪構成的事實上應查明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目的、時間、地點、方法、手段、工具、后果以及其他情節的要求。我們個人和115院的單位行賄罪都事實不足,不能成立。陳步舉的受賄罪事實證據也不夠充分,而能夠證實陳步舉敲詐勒索或欺詐性犯罪的事實證據則較為充分。陳步舉應按敲詐勒索或欺詐性定罪。 

            根據199934日“兩高”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精神,主要是針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大肆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犯罪。在我們的案件中,從開始陳說的潛規則等因素的理由,陳和我們都明知我院只要參加招投標就能中標的實力,后我院憑實力取得總分第一名后還在提運作費,到我院第一名也沒有中標,我們意識到陳的敲詐或欺詐后,我院在下半年又中了同煤集團的兩個標,在這兩個標的招投標中,陳與我們相互都沒有找過。在我們這幾年追陳要款到陳案發,我們每年都在承攬同煤集團的勘查工程,有中標的,也有未中標的,都再也沒有找過陳步舉這個權力人。陳步舉這個拿上我院的錢,使我院評標總分為第一名卻不讓中標的權利人,在以后的工程中也從未給我們幫過忙。陳的這種用權力要了我們的錢,不僅不用權力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甚至不用權力維護我院的正當權益,而是謀取了損害我院第一名應當中標的正當權益。這是出賣權力呢?還是借權力敲詐勒索呢?顯然是后者。就在我們幾年來追陳要錢過程中,即將使事情暴露的情況下,陳也不懂得用權消災,還是硬抗,直到案發。這能證明陳是有權不用呢?還是無權呢?還是陳變腐為廉了?這完全證實陳步舉既沒有主觀意圖,也沒有客觀條件去利用職務之便。也能證實我們沒有任何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去拉攏腐蝕陳步舉的主觀意圖。在一審法庭,我的自辯書從大量行為事實證實我們沒有主觀行賄意圖和陳步舉沒有主觀受賄意圖的分析,是否符合常理,但判決書也未作任何說明。

             綜上所述,我們個人和我院的單位行賄罪,都沒有事實證據。我們既沒有主動行賄的主觀意圖,也沒有主動行賄的行為事實,請法庭判我們無罪。并請求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陳步舉的受賄案進行進一步審理,陳步舉的敲詐勒索或欺詐性犯罪更為明顯。

             

             

                      被告人:閆全福

                      二0一二年二月九日




            閆全福給二審法院提交的案情經過

                       案情經過

                我叫閆全福,現年51歲,于1975年參加工作,1997年任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以下簡稱115勘查院)黨委書記,2005年12月,因時任院長因病提前退居二線,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黨政研究,又任命我為副院長,主持行政工作。時隔不久,同煤集團一業務處室的黨務干部陳某給我打電話,向我表示祝賀的同時,并說要幫助給我引薦同煤集團的領導。在春節后的一個休息天下午,陳某給我打電話說要和我單獨坐一坐。我想既然沒有同煤集團的領導,陳某既不抽煙,也不喝酒,光我們兩個人吃頓飯也沒意思,我便叫了我院的謝副院長。在當時的莊緣飯店一雅間內,我是自己開車和謝副院長兩個人,陳某把他的司機安排在大廳自己吃的。席間,陳某說出了同煤集團的項目有三、四千萬元的工程要招標,他要幫助我們運作。因我們不懂,陳某講同煤集團土建工程的規矩一般都是按工程總造價的10%提成運作費。因我們感到工程挺大,提成比例也太高,也就沒敢和吃具體商談,只是表達了讓陳某先幫忙運作,事成之后,我們不會虧待陳某的意思。在臨近招標時,陳某多次打電話說某隊和某院都在活動,讓我們趕快提運作費,他要為我們活動。我便召集我院相關的兩名副院長共同商量,初步商定:按照我院1997年“關于對外承攬工程項目提取工程協作費的規定”文件精神,由我們內部掌握,不突破文件規定5%的標準,先同意讓陳某運作,比例能低盡量低。第一次提款是在2006年3月17日上午,我讓兩個工程處經理各自通知他們的會計各辦理借款手續叁拾萬元(共陸拾萬元),兩會計將款送到我的辦公室后,由我和其他兩名副院長三人共同清點裝入紙箱用膠帶紙密封后,三人一起拿到我院地質招待所110房間,共同交給陳某后,陳打出租車帶走。第二筆款是在陳某多次打電話催要下,于2006年3月20日上午,還是和第一筆相同的提款過程,兩個工程處各提成貳拾萬元(共肆拾萬元)。陳某還是打出租車把款帶走。第三筆款是在2006年4月17日前,陳某多次給我和其他兩名副院長打電話,說的都是翻來復去的表功、要錢和埋怨我們不著急的話,我們當時一接到陳某的電話,都是感到既啰嗦,又煩人。在我們沒有答應給陳某提第三筆款的情況下,4月17日下午,陳某親自來到我院地質招待所110房間,向我和其他兩名副院長三人通報了招標打分情況,主要還是讓我們再準備100萬元運作費。因我們想在工程到手后再給他,而且在數額上也不能給他那么多。因此,當時我們以退休職工開不了工資,資金緊張為理由推辭,沒有答應他,后陳某講了些不運作的后果和必須馬上運作的理由,因談的時間比較長,其中王副院長有事先走了,我、謝副院長和陳某就在房間內吃的晚飯。在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把謝、王兩位副院長叫到我辦公室,主要對陳某的可靠性、提款數和不提款的后果等情況進行了分析和商量,基本認識是陳某作為處級干部,辦不成事,他也不會跑人,人跑不了,錢應該能要回來,而且他也會因害怕給我們退錢的(這些以前也分析過);還有總款數按5%,我院投標報價是3300多萬元,按大數算,這次只能給提60萬元;主要是對這次不給提款的后果多加分析,因為陳某已經提走100萬元,這次不給提,如果一旦運作不成,怕陳某推責任。隨后,經與陳某聯系,我讓兩工程處經理各自安排他們的會計各提款叁拾萬元(共陸拾萬元)送到我辦公室后,我和謝、王兩位副院長三人清點裝紙箱密封后,經與陳某電話聯系,由王副院長自己開車將款送到陳某指定的地點(同煤集團業務處室大門附近),交給了陳。在送后不久,我特意給王副院長打電話,確認款已安全交給了陳某。后來,從小道消息聽說同煤集團時任董事長在一次會議上講:因我院曾在以前的地質災害評估項目中,損害了同煤集團的利益,這次要教訓一下我院,這個工程不讓我院干。后又過了一段時間,我院就接到了同煤集團的未中標通知書。

               在此后,我們等待陳某給我們的交代和協商退款的事,但陳某根本不和我們聯系,因陳某不愿意見我們,我只能電話詢問如何退款的問題,但陳某說是因我院以前的問題,與他、與我們都沒有關系。因后來處理5.18新井煤礦透水事故的一系列問題,興達服務公司的上訪事宜,我又住院以及還有承攬工程等事務,我們一直未能集中精力找陳某索要款項,只是找了幾次和電話聯系,但陳某根本沒有退款的表示。

              在2006年12月份,我院又來了新任院長時,我在交接工作時,把同煤集團招標時的信息費情況進行了說明,新院長的意見是由我們繼續追陳某要款。2006年12月30日以前,我曾多次給陳某打電話,并和謝、王副院長多次到陳某辦公室找陳,而陳某說他已為我院辦成了事,沒有一點退錢的意思。因陳某經常不在辦公室,或者在辦公室而不開門,因而找到他的時候很少。后來我們打聽到了陳某的家庭住址。在2006年12月30日晚上,我院的地質技術中心職工進行會餐后,我、謝、王副院長和司機一起到陳某的家里去找,因無人開門而返。2007年1月9日上午,我和謝、王副院長又先后到陳某的辦公室和家里去找,都未找到,后來的幾天又去辦公室和家里找了兩三次,都沒有找到。2007年1月9日上午,我和謝、王副院長大約8時半到陳某的辦公室去找,也是鎖著門未找到,在大約10時多,陳某打電話,約我下午或晚上與陳見面,后我答應明天上午見面。1月10日上午9時多,陳某用一座機給我打了三次電話約見面地點,先約在平旺公園門前廣場,后又改在新區交通崗過去的地方,聯系手機還有另一個號碼。我與謝副院長二人去與陳某見了面,就在我的車上,我與陳爭吵了起來,爭吵的主要內容是他說給我們辦成了事,我說你辦成啥事了,還質問他是你找我的?還是我找你的?因為這是讓他退款和我們要款的主要理由。當時,謝副院長用手機錄了音,陳某發現后,下車就走,后又攔住我們要借謝副院長的手機打電話,我們沒給他,后說中午或者下午再找地方見面。到了中午12時左右,陳某用他辦公室電話給我家里打電話,我們又吵了一氣,陳還是說的那一套,并說你閆書記不要聽別人的,你要把事情處理好等,后我聽得不耐煩,我強行掛斷了電話,在掛前,陳某已說了明天上午再找個地方面談。但到第二天,又聯系不上陳某了。

               因我們找陳某太困難,在2007年1月25日(星期四)上午,我派我院的兩名中層干部,到陳某的辦公室去找陳要錢,黨辦人講陳某和處長出去了。在1月26日上午,29日上午、30日上午和下午、31日上午,我院兩名中層干部多次去找,都沒找到陳某。我當時安排他們只要找到陳,就說是閆書記讓我們來和你要錢的,別的不用多說。

               在2007年8月29日上午,我院院長到太原開會,我又和謝、王副院長到陳某的辦公室找陳,當時在陳的辦公室還有他們的黨辦主任(年齡較大)和一個年輕人(陳說是電工,給陳的電腦裝殺毒軟件),因有這兩個人在場,我們等了較長時間,我就問那個年輕人裝機還要多長時間,我們和陳某有事情商談。陳馬上接話說:“閆書記有什么事情講吧,沒關系”。我就問陳要錢的事,陳說不知道什么錢。我說你拿走的錢,你不知道?陳說“我沒拿”。我說你一個黨的干部,處級領導,干啥不好,這是詐騙行為。他說給你們辦了事,你們又這樣,我說你辦成事了嗎?你開始就是個騙局,你不要耍無賴之類的話。陳某反復強調了因我們的原因沒辦成,而且后來有兩個工程也給了我們等等之類的話。(當時我的情緒很激動)后陳說:“供水公司要碰事,是另一個人告訴他的”。他拿了本子就走,我在后面邊走邊說他是詐騙之類的話。當時陳某辦公室對面的會議室還有不少人在開會。當天中午12時多,陳某用手機給我家里打電話,還是原來的那一套,給你們辦了事,為啥現在又追此事,你不要聽別人的,你們處理好就行了。我還是說陳某開始就是個騙局之類,我們絕對完不了,讓他還錢之類的話。從這以后,我們找陳某就更加困難了,電話、短信陳都不予理睬。

              根據這些情況,我院院長曾在他辦公室召集班子成員開會,我通報了要款的艱難情況后,院長讓大家討論有什么好的要款辦法時,我當時提出,如果以詐騙行為向公安機關報案或經過紀檢組織去要,應該能追回來。但經大家分析,認為那樣我院在同煤集團的負面影響太大,決定還是讓我們繼續追要。

              在2008年8月22日,我院的一名上級領導來我院了解情況,中午在用餐時,我將從開始到后來的大致情況向上級領導作了簡要匯報。我當時也提出了以詐騙行為向公安局報案的意見。上級領導也說怕影響與同煤的關系,又問我不知他這些錢究竟到了哪些人手里,能不能了解一下。我說這個很難,因陳某從始至終說不能告訴你們,完全由他一個人負責運作。我還和領導講:從我們三個人在這里面沒有任何的個人私利問題,我們當時是按院里(97年)的文件精神進行操作的。后領導讓院長安排由我和謝、王副院長再去找陳某,說服退款,他回去向領導匯報。在2008年的10月份,我和謝、王副院長到陳某的辦公室找過幾次,都是鎖門。2008年11月17日上午約的8時辦,我們三人又去找陳某,正好陳在會議室談事,我們就到其他領導辦公室等著,當陳某回到辦公室,我們就去找,因陳在會議室見到了我院的王副院長,陳某回了辦公室就鎖上門。我們敲門,陳不應答,也不開門,我們就在樓道等著。過了一會,陳拿著包和筆記本從辦公室出來,說要去同煤開會,讓我們有事以后再談,急忙走了。2008年11月19日下午,我院王副院長到地測處辦事時,我讓給陳某捎了一封信,他聽著陳某的辦公室內有聲音,但敲門不開,打手機陳關機,打辦公室電話,無人接。2008年11月20日下午,王副院長到太原出差時,讓司機在塢城路郵局用掛號信寄出了我給陳某寫的一封信,但無回音,后來我打手機、辦公室電話都不接,發短信也不回。2008年11月25日上午,我院楊院長和王副院長到同煤業務處找處長辦事時,看到陳的辦公室開著門,王副院長就給我打電話,我馬上和謝副院長、司機一同前去,但陳的辦公室已鎖了,敲門沒人開,在樓道見到黨辦主任,他問我們找誰,我說找陳某,黨辦主任說陳某昨天出差走的。后我們去了處長辦公室,在場的還有該處的馬科長、我院楊院長、王副院長。處長和馬科長說早晨上班見陳某還在,沒見出去,也沒有出差。

              從此以后,我們就再也沒能找到陳某,但隔一段時間,我就打電話,不接,只能發個短信,提醒他我們還要追款。直到2010年的五、六月份,他還是不接電話,就發個短信。在6月12日15時,我給陳某發短信內容是:“陳書記,你好!我給你打電話,你怎么老是不接,這也不是個辦法呀。我們見面談一下,對事情的解決和你都是有好處的。請你好好想想吧!!!我等你回音。閆全福”。以前發的短信,我未作記錄,這條短信是因我當時未刪,在反貪局來人調查時,我把手機里未刪的這條短信抄下來后,才將手機上的短信刪除。

              在2010年6月22日上午,大同市礦區反貪局的咎局長一行三人來我院了解我院在2006年參加同煤集團東周窯項目招標時與同煤集團地測處的資金情況,他們講是因有人舉報對方的問題,需要我們配合調查。我當時就意識到可能就是調查陳某提走160萬元信息費的事情。當天上午,反貪局就從我院財務科借走了2006年的一些賬簿。當天下午2時左右,我給陳發短信加壓,其內容是:“咎局出動,查賬盤問。吃飯沒空,顯示動真。有人真笨,該動不動,就等天搖地動!!!!!!”。在晚上8時半左右,我又給陳手機發短信,內容是:“陳書記,我單位也不缺這點東西,也并不是我單位或者我與你過不去,確是問題已經出現了,需要我們見個面!”但這些短信還是沒有回音。6月23日(第二天)早晨上班后,王副院長到我辦公室講:昨天晚上陳某到王副院長家里找他,讓王副院長和我都一口咬定是我們把錢給了當時的同煤集團董事長了。王副院長沒有答應,說錢給了董事長,為什么董事長把我院否定了,道理上講不通。陳臨走時給王副院長一張寫有兩個手機號碼的紙條,讓王副院長有事與這兩個號碼聯系。王副院長把紙條給了我(注:我已把紙條提供給了礦區反貪局),我用辦公室電話與紙條上的第一個號碼聯系(13934793719),陳同意見面。約8時半,按陳指定的地點,我與陳在平旺公園里面見了面(我當時讓我院保衛科李科長在遠處跟著),雙方談的主要內容是:陳要求我和王副院長要一口咬定是我們把錢給了董事長,不要提他,如果提他就全完了。而我的意見是要求陳馬上把錢退回來,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陳還強調是我們不夠意思,忘恩負義之類的話。我一再強調:說別的已沒有意義,現在唯一的辦法是陳退錢還能挽救。最后無法形成共識,各自離去。我回到辦公室和王副院長講了一下見面的情況,時間不長,有一年輕人(中等身材),到我辦公室告訴我公園門口的人讓我再過去一下,我又讓李科長隨后,到公園里與陳見了第二次面,陳還是堅持第一次談的意見,又加了個條件:讓我和王副院長把事情給頂過去后,陳以后賣房也要補償我。我還是堅持第一次見面時的意見,并對陳說:這些問題我們班子開會研究過,上級領導也清楚,院里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我們也不能說假話,說假話也應付不了檢察機關,檢察機關的人又不是小孩子,我們給董事長送錢的時間地點如何捏?等等勸說之類的話。所以,唯一的辦法,還是趕快退錢。我還讓他找他活動過的人,現在讓他們退錢應該也能理解的話語。最后,陳說我固執,不給承擔責任,我說陳幼稚,把問題想的太簡單。臨別時,陳說還要向董事長匯報呢。(注:在這兩次見面中,陳還多次拿了我的手機,說怕我錄音)

              此后,礦區反貪局和市反貪局已開始了調查,我們三人和院有關人員也都積極地配合反貪局的調查取證。

                                                                                                 閆全福

                                                                                             二0一二年一月三日



            閆全福對陳步舉犯罪性質的分析和請求改判的公開信


               對陳步舉犯罪性質的分析和請求改判的公開信
            尊敬的袁純清書記:您好!
                  我叫閆全福,是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的一名黨員干部。根據大同市礦區法院對陳步舉受賄案和對我們的單位行賄案的判決書,我作為一名被告人,對陳步舉的受賄罪的定性,我認為法院在此罪與彼罪的定性上不夠準確,我院和我們個人的單位行賄罪也不能成立。現作如下分析。
                  一,對陳步舉不構成受賄罪犯罪要件的分析。 
                  1.受賄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嚴重腐蝕國家肌體,妨礙國家職能的正常發揮。在對陳步舉的判決書中,根本沒有陳步舉利用職權妨礙或破壞了那些國家有關招投標的法規、制度和規章,以及同煤集團的招投標規定和程序的事實證據。陳步舉作為同煤集團業務處室的黨務領導,其職務只是為他以工程運作人為名,向我院索取運作費時起到了威懾和恐嚇作用,但陳步舉從沒有用權力為我院謀取過任何的不正當的利益。而且,在我院憑自身競爭力獲得評標總分為第一名時,陳步舉也沒有用權力維護了我院依法應當中標的合法權益,這種與職務之便的權力,沒有任何聯系的要錢行為,如何能斷定為侵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起訴書和判決書都只強調了陳步舉的職位,而如何利用權力的行為事實都沒有證據。陳步舉受賄罪的客體要件不能成立。      
                 2.受賄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現有職務范圍內的權力,即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或者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權力所形成的便利條件。它包括兩種形式:第一,直接利用本人職權、職務范圍內的權力,即行為人直接利用本人職務范圍內主管、管理、經辦錢、物或者人事等各種權力,強調的是權錢交易的直接性。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有獨立的處理問題并做出一定行為的資格,無須他人的配合,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職權,以實施或不實施自己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第二,利用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即雖然不是直接利用職權,但將本人的職權或地位,作用于他人的職權或職務,通過他人的職權或職務,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最典型的是通過命令、指示、指揮等方式,利用與自己有直接隸屬關系的下級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在對陳步舉的判決書中,認定陳步舉“利用職務之便”究竟是根據法律規定或解釋的哪些條文與陳步舉的職務或其在招投標中的行為相符合?我們無法找到法律依據。由此,在陳步舉的受賄罪案和我們的單位行賄罪案件中,所有被告和代理律師,都認為陳步舉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的條件,但在判決書中,既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事實證據,就認定陳步舉利用職務之便是難以成立的。是否利用職務之便,是構成受賄罪的重要要件。為此,在法律規定上,對是否利用職務之便,都有明確的解釋。“利用職務之便的法律含義”;“正確把握衡量是否利用職務之便的標準”;“受賄罪中‘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的認定”;“受賄罪中‘利用第三人職務之便’的認定”;“利用第三者職務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根據這些司法解釋,對照陳步舉的職務、職權和他在工程招投標中所發揮的作用或行為事實,究竟符合哪些法律規定,都找不到相符的條款。在陳步舉的判決書中,陳步舉和他的代理律師也都證實陳步舉不可能利用職務之便。在事實證據中,陳步舉是如何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謀取了哪些不正當利益或正當的利益?都沒有事實證據。陳步舉既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謀取到不正當利益,也沒有利用權力維護住我院第一名應當中標的合法權益的行為事實,如何能構成受賄罪的客觀要件?而只有陳步舉作為同煤集團的內部人或有權人,以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相要挾,以為我院運作項目為名,多次向我院索取財物的事實。這些從法律規定和行為事實,都足以證實,陳步舉受賄罪的客觀要件不能成立。
                 3.受賄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陳步舉的職位符合這一主體要件。但犯罪主體既有一般主體,也有特殊主體,是要根據犯罪客體要件和其他犯罪要件綜合起來認定的。對陳步舉的犯罪主體同樣也應如此。但對陳步舉受賄罪的認定上,卻是以陳步舉作為處級干部符合特殊主體,就排除了也符合一般主體的認定,使陳步舉的犯罪性質,由犯罪主體要件決定了其他犯罪要件。這也是造成陳步舉犯罪定性不準的重要因素。  
                 4.受賄罪在主觀方面出自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會損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仍然決意為之。在對陳步舉的判決書中,陳步舉的供述中講到,他并沒有權力能為我院謀取到不正當利益。從陳步舉的供詞,其代理律師和我們的代理律師的辯詞以及我們以陳步舉案的證人證詞到我們以被告的供詞,都可以證實,陳步舉并沒有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條件,而判決書是根據哪些供述、證言或哪些行為事實能證實陳步舉想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意圖?我們在判決書中無法找到這些內容。但從兩個案件的案情分析,陳步舉從開始追著我們要錢,到后來我們追著他要錢的整個過程中,陳步舉在語言和行為事實上都從未表現或表露出用權力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意圖。但陳步舉從開始主動為我院提供工程信息,在明知我院只要參加招投標,就一定能中標的情況下,卻以同煤集團內部有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等理由,以不運作就中不了標威脅恐嚇我院,特別是我院取得評標打分為第一名時,陳步舉以其他單位活動的很厲害,不運作就中不了標繼續恐嚇,又要走了第三筆錢,結果我院的第一名還是沒有中標。這就是說,陳步舉要了我院的運作費,就是要通過運作來維護我院的正當權益,從中他可以賺取一些運作費,這完全是可以用事實證據證實的陳步舉的主觀意圖。但陳步舉的運作并沒有維護了我院的正當權益。這究竟是陳步舉沒有運作好或有權不維護我院的合法權益呢?還是無權維護呢?在我們以后追陳步舉要錢的過程中,陳步舉這個權力人只是到處躲避狡辯,而也不懂得用權力為我們在其它工程上補救對我院的虧欠,或者用權力給我們找些難題,也會對我院作為想利用陳步舉權力的單位感到害怕而不敢追陳步舉要錢。但陳步舉卻沒有這樣做,這與權力人的做法是相違背的。這些實事,既可以證明陳步舉在主觀上可能有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意圖,但客觀上他也根本沒有這些權利;也可以證實陳步舉就根本沒有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意圖;還可以證實陳步舉有利用權力為我院謀取損害我院利益的主觀意圖。但這些能用事實證實了的各種主觀意圖,都與受賄罪的主觀意圖相違背。還有,陳步舉既然不承認自己是利用職務之便,也就不會有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意圖。而判決書中也沒有提出能充分證實陳步舉就有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管意圖的法律依據和有力證據。陳步舉受賄罪的主觀要件不能成立。
                  綜上分析,陳步舉的受賄罪,在客體要件、客觀要件、主觀要件上都不成立,主體要件上,也符合不成立的條件。陳步舉的受賄罪不能成立。
                  二,對陳步舉構成敲詐勒索罪犯罪要件的分析。
                  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對陳步舉構成敲詐勒索罪的犯罪要件分析如下。
                  ⒈客體要件,敲詐勒索罪侵犯的對象為公私財物。對陳步舉的判決書中,陳步舉侵犯我院財物的事實有人證、書證都可證實。構成了敲詐勒索罪的客體要件。
                  ⒉客觀要件,敲詐勒索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采用威脅、要挾、恫嚇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的行為。威脅,是指以惡言相告迫使被害人處分財產,即如果不按照行為人的要求處分財產,就會在將來的某個時間遭受損失或損害。威脅的意識,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可以是語言文字,也可以是肢體動作;威脅內容的種類沒有限制,威脅行為達到的量是足以使他人產生心理恐懼即可,不要求現實上使被害人產生了恐懼心理,不要求量化到質變,只要求量化到他人心理恐懼,然后為了保護自己更大的利益而處分自己的數額較大的財產,進而行為人取得財產。
                   在對陳步舉的判決書中,陳步舉作為招標單位的內部人或權力人,在明知我院憑自己的實力,只要參加投標,就能中標的情況下,他借助自己職位和身份的便利條件,以同煤集團內部有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的理由,以不運作就中不了標對我們相要挾,使我們明知自己有中標實力,但怕不同意讓他運作,被潛規則和其他單位的活動甚至被陳步舉從中作梗而流標,進而被陳步舉三次索要走運作費160萬元。特別是第三筆運作費,我們是在憑自身實力已經為評標打分第一名的情況下,陳步舉說其他單位活動的厲害,他還的抓緊為我們活動,要不就中不了標,使我們害怕標跑了而只好又給了第三筆運作費。但結果是我們的第一名還是沒有中標。這些事實證據都足以證實陳步舉利用自己職位和內部潛規則以及其他單位都在活動,對我院進行恐嚇、要挾,使我院只好以付給運作費而保障自己的正當權益。結果是陳步舉迫使我們交付了財物,但我們的正當權益也沒有得到維護。之后,我們長時間向陳步舉追要運作費,他就是躲避、耍賴不給我們。陳步舉這種強行、非法占有我院財物的事實證實,陳步舉構成了敲詐勒索罪的客觀要件。
                 ⒊主體要件,敲詐勒索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凡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陳步舉符合這一主體要件。
                 ⒋主觀要件,敲詐勒索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必須具有非法強索他人財物的目的。在對陳步舉的判決書中,閆全福、謝平安、王剛的證詞證實,陳步舉從開始主動為我院提供工程信息,在明知我院只要參加招投標,就一定能中標的情況下,便以同煤集團內部有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的情況恐嚇我院,特別是我院取得評標打分為第一名時,陳步舉以其他單位活動的很厲害,不運作就中不了標繼續恐嚇,又要走了第三筆錢,但我們還是沒有中標。這些事實證實,陳步舉利用自己的職位身份,以同煤集團內部的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的理由,使我院在自己有競爭實力的情況下,為得到自己的正當權益,而一次次被迫給了陳步舉的運作費。這足以證實,陳步舉在主觀上有故意非法強索我院財物的主觀目的。陳步舉敲詐勒索罪的主觀要件完全成立。
                 從以上分析,陳步舉的犯罪行為,完全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應以敲詐勒索罪對陳步舉進行懲處。
                從兩個判決書上所陳述的案件事實,在證據上,陳步舉從一開始給我院提供工程信息,并以同煤集團的潛規則為由,主動提出要為我院運作項目,到多次打電話以運作為名要錢和親自打車到我院取錢的過程,是我們三人在6月份以陳步舉案的證人身份作證,到9月份我們又以被告人的供述成為證據,我們兩次都完全一致的證詞,與其他證人、書證等證明材料也完全吻合。而陳步舉的供述不僅與我們的證明不相符,而且被其他證人,如:閆志義、李枝都證實陳步舉的供述不屬實。同時,陳步舉供述中的時間、數額、情節等,與書證和其他所有證人的證詞都不吻合。而法院卻以我們三人的證詞沒有其他證據證實,認定我們主動行賄的事實是不切實際的。閆全福、謝平安、王剛以及115院的任何人,從未因工程上的事情去主動找過陳步舉,究竟是根據什么依據就認定了是我們主動給陳步舉送錢,而不是陳步舉主動向我們要錢的事實?就連陳步舉的供述,也沒有證實我們事前主動找過他,即使是陳步舉編造的被其他證人證詞和書證都否定了情節,編造的也是在同煤集團領導決定工程不讓我院中標以后,我們去找的他,而沒有編造我們在事前找他的情節。而檢察機關和法院究竟是依據什么認定我們主動給陳步舉送錢行賄的事實,我們無法理解和接受。還有,這兩個判決書都是針對賄賂案件的,因而對證實陳步舉敲詐勒索罪的一些行為事實也有可能在判決書中被忽略。正是由于司法機關把陳步舉以同煤集團招投標有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我院雖有競爭實力,但不運作也中不了標對我院相要挾的事實,理解為我們既然是為了中標,就肯定要主動找陳步舉送錢的不符合事實的推斷,加上對陳步舉作為處級干部,就認為是有利用職務之便,才使陳步舉的犯罪定性不準,也使我們的單位行賄罪錯判。還有,陳步舉與所有證人、書證都不相符,不屬實的供詞,當然不能作為證據。而我們以證人證詞和以被告供述完全一致,與其他證人、書證也都吻合的證據,法院又不能采納。那么,這兩個案件究竟是依據那些事實證據判決的?我們在兩個判決書上都看不出法院判決所依據的其他事實證據。由此,我認為,法院應當對兩個案件的案情進行進一步核實研究,從前因后果和每個細節過程加以分析,真正使案件性質與法律規定和犯罪行為事實證據相互印證,不出現瑕疵。在兩個判決書中,究竟在那些地方能找到認定陳步舉受賄罪和我們單位行賄罪的這些關鍵性依據?比如:陳步舉的利用職務之便究竟是符合那些法律條文規定或解釋?陳步舉為我院謀取了那些不正當或正當的利益?哪些證據能證明陳步舉有為我院謀取不正當或正當利益的行為過程?哪些證據和行為過程,能反映了陳步舉有利用職務之便為我院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意圖?哪些證據或行為過程,能證明是我們主動給陳步舉送錢,而不是陳步舉向我們要錢的事實?在判決書中,我們都無法找到這些依據。為此,我誠懇的建議,應當將這種比較復雜或特殊的案件,可通過網上公布或新聞媒體介入,或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等多種渠道,充分聽取法律界和廣大民眾的意見和建議,也是推進陽光司法的一個嘗試。
                我誠懇的請求省委領導和司法界的領導,能認真查辦更正陳步舉案件定性不準的問題。對定準陳步舉案件性質至少有如下好處:一是,我在一審法庭上的自辯書的第七部分中分析的,如果將詐騙罪或敲詐勒索罪錯判為受賄罪,就會加劇了損害黨和政府形象的不應有的損失;二是,對法律的公平、公正、正義和執法機關提高辦案質量都是有益而無害;三是,有利于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和改過自新。對陳步舉的判決,看似將索賄認定為受賄,將160萬元認定為130萬元,都有對陳步舉減輕量刑的寬大懲處。但這些寬大,都根本不符合案件的真實事實。實際上,對陳步舉由不相符的受賄罪改判為符合實際的敲詐勒索罪,其刑期肯定會有不同。準確的定性對法律和罪犯都是公平的,不準確的罪名,讓罪犯難以認罪服法,不利于改過自新;四是,對陳步舉敲詐勒索罪的準確定性,我們三人和我院都是無罪,我院是被敲詐勒索的受害者,可以追回我院的經濟損失,也公正的維護了我院的合法權益。五是,對陳步舉敲詐勒索罪的準確定性,證實了同煤集團在招投標過程中并沒有被陳步舉利用職務之便的漏洞,也恢復和維護了同煤集團的聲譽。由此,我作為一名黨員干部,我以對黨、對法律、對社會和對單位、對我們自己以及對陳步舉負責的態度,向省委領導和政法委的領導反映這些情況,希望領導明查!
                   特此
                                           致謝平安!
                                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
                                         閆全福
                                 二0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郵箱:[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一名黨員干部給省委書記的一封公開信

            尊敬的袁純清書記:您好!

            我叫閆全福,現年54歲,是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的一名黨員干部。我從1975年來院參加工作,開始在鉆機當工人5年,后從事地質技術工作4年,1984年8月先后擔任院團委副書記、書記、財務科長、紀委副書記兼監察科長。1994年任工會主席、黨委委員,1997年到2010年7月擔任院黨委書記13年,以后只保留黨委委員,在2012年2月又被免去黨委委員。現在自己沒有任何職務,上班的工作就是自我安排的加強學習、寫作和反思自己。但我越學習、越反思檢點自己,越覺得在當今社會,我的忠誠老實和本分不貪,完全是一名忠誠于黨和人民事業的老實黨員干部。在自己擔任黨委書記十幾年,我一直把自己當作二把手。支持院長工作、維護班子團結和維護全院穩定和諧是自己最重要的職責。而維護團結穩定和諧,需要雅量、平和、正氣和原則性。因而自己在領導和群眾眼里可能是一個過于老實正派的干部,甚至是一個和稀泥的老好人。對這些缺點說的再嚴重些,我都無話可說。但除此之外,我不敢說自己是完全的大公無私,但我在清正廉潔、坦蕩陽光、誠實正派、謙卑好學、勤奮工作、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心胸寬廣、艱苦奮斗、關心職工等方面。我敢說在山西省煤炭地質局系統也是少有的,在115院干部職工中也是公認的。我對自己的評價,組織上可以通過明察暗訪對我進行了解。我在當工人和從事技術工作期間,每年都是單位和上級組織表彰的先進生產工作者或勞動模范,在擔任團委書記、黨委書記期間,多次被評為上級的先進工作者。從擔任財務科長時,就遇到并堅持了對他人送的財物,或拒收、或讓人轉交退回、或交給組織的原則和習慣,在任工會主席分管后勤和擔任黨委書記期間,自己始終堅守了這些原則習慣。特別是在2006年自己主持黨政工作一年的時間里,對有些職工送的禮物不便捎退的,自己只好和愛人在夜間到家里還回去。雖然也有個別職工對自己的拒收和退還財物感到難堪,有的不理解或者疑惑等想法,當然,與自己的有些拒收財物的做法方式不妥也有關系,如:當人一出門,就隨即把財物給人家扔出去讓拿走的做法,確實讓人難堪。但畢竟我堅守了自己應堅守的原則習慣,使自己始終心里坦蕩。我從一名高中文化的鉆機工人,一步步提升為院黨委書記的正處級干部,我不僅從未給領導送過財物,就在自己的每一次職務調整升降變動中,我也從未向任何領導求過情,或提出過自己的任何要求,即使感到有些吃虧和心理有些不愉快的時候,我都是毫無怨言的服從組織安排。在自己擔任十幾年領導職務以來,從沒有為自己的家人親戚朋友在上學、就業、調動工作、招工或經濟活動等方面提供過任何的便利或幫助。當然,也與自己除了愛人是和自己在一個單位,其他家人親戚都沒有在我單位也有關系。說起這些,我姐姐的兒子和女兒都是農村的,自己既沒有那個權力,也沒有想過或不敢想通過其他門道為其安排個工作。最讓自己感到這一生中對不起的就是我的大爺。因為自己上初中時母親就去世了,是我大爺看在我沒娘的可憐上,把我安排到了地質隊工作,才有了我的今天。就在那年我回去給我大媽送葬期間,我大爺對我說,你大媽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她)們的三女兒,因為在縣里的一個國營單位工作,后來因單位倒閉沒有門路一直找不到一個接收單位,臨終還讓大爺想辦法幫助調到一個能開資的單位,大爺說他已經離休了,能有什么辦法。我知道,大爺的話是想讓我這個多年擔任院黨委書記的正處級侄兒給幫個忙,因為大爺也知道我的老實和沒本事,也就沒有明說,可能知道說了也白說。其實在那些時侯,我們單位也有不少職工的家屬或親戚調入我們單位,自己也很想為大爺辦這個事,但也許是自己的膽小或其他怕影響自己名譽的自私心理等原因吧,自己還是沒敢給大爺辦這些事情,更不敢讓大爺知道自己能辦卻不給辦的情況了,只能默認自己的沒能力。久而久之,自己也就在家人親戚面前始終是沒本事的老實干部,甚至是窩囊干部,自己也就這樣認可接受了,其家人親戚也就自然不會托自己辦什么事了。我的獨生子于2008年從貴州大學畢業后,按當時院里和上級的政策已與我院簽訂了三方就業協議書,卻因我說讓他回院后必須先下鉆機工作至少一年時間。為此。使他放棄了回115院事業單位工作的機會,將已簽訂的三方協議退回了學校,他又在貴陽市應聘了一家國有企業單位的工作。結果,當年我院接受的全部本科生都留在了機關工作,沒有讓下鉆機。由此,我妻子至今一說起這事就埋怨是我把兒子逼到了遠在外地的企業單位。其實,從內心講,當時心里也很矛盾,畢竟是孩子的人生大事。現在看來,兒子沒有回我們單位,真是給自己省了不少心。如果我兒子那時回院也向其他本科生一樣都留在機關工作,群眾肯定會說這都是我的因素。如果我要堅持不讓本科生留在機關的話,可能又會被其他本科生家長說自己膽小窩囊的責備。正是由于我兒子未回我單位,我也就少了很多的顧慮和麻煩。我和愛人都比較注重人與人的相互友情交往,如:有時與左鄰右舍傳統節日的互送自家做的食品,出遠門回來同事之間帶點小禮品或當地特產等。但自己最不愿意讓人際關系的交往變成經濟利益的交易,我在1996年任院工會主席期間,繼母去世后,我只是向院長、書記請了個假,回山陰老家為繼母料理了后事,沒有告訴其他人。1997年5月份我被任命為院黨委書記后,10月份迎來了我獨生子的12歲圓鎖,大同已經有在飯店為小孩辦宴席慶祝的風氣,但我還是自己家里人一起慶賀了一頓。我害怕麻煩,該叫誰不該叫誰,很難把握。而且不請客不收禮,也就沒有了虧欠的負擔。2012年9月22日,就在自己被大同市礦區法院以單位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期執行一年的期間里,因我們上訴到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后還沒有宣判。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屬于罪犯,還是屬于犯罪嫌疑人,反正自己是無官一身輕的人了,我給自己的獨生子在大同舉辦了婚慶酒宴,無論是老領導或新老同事,還是同學朋友,都為我們全家的大喜事前來捧場,至于那些是該叫的沒叫到,那些是不該叫的叫多了,畢竟我是在人生低谷時為兒子辦喜宴,考慮不周人們也會諒解的。而且,對前來道喜的人來說,也都用不著在禮金上有其他的想法或壓力,自己也是以禮尚往來的邀請,感到內心坦然。自己為有這么好的機會能為自己的獨生子辦這場熱熱鬧鬧的婚禮而感到高興。因為,就自己的性格來講,在自己無職無權時要比有官位時給兒子辦婚宴能省好多心,至少在下請帖上不用那么傷腦筋,叫多叫少都不會有閑話。我在車子、房子等各種待遇以及在其他的工作、學習、生活等方面的表現和作風,我認為自己都基本符合黨員干部的標準。就自己這樣一名老實本分的黨員干部,竟然成了單位行賄罪的罪犯,我無論如何交代不了自己。更重要的是,明明是陳步舉追著我們要錢的行為事實,而法律上卻非要把我們從未主動找過陳步舉,更沒有主動給陳步舉送錢的事實而認定為我們向陳步舉行賄的事實。如果像我們這種情況能成為主動行賄的話,那么這些年在全國所有的貪官中,可能都是被行賄人拉下水的了?全國那么多的受賄案中,被索要財物的一方都應當是被漏網的行賄罪了?全國的執法機關對行賄罪究竟是如何執法的?自己作為對黨忠誠老實的黨員干部,如何就能犯了在主觀上是直接故意的單位行賄罪了?在道理上也講不通。十八大報告強調,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投機鉆營者得利。我們作為老實人,就在同煤集團地質勘測處黨委書記陳步舉主動提前告訴我們同煤集團有勘查工程要招投標時,他也清楚我院有中標實力,而以同煤集團招投標有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為由,他一再主動要給我院運作項目,三次索要走了160萬元運作費。對這一問題,不要說是認罪,就是認錯,我覺得我們也不能說是主觀上的嚴重錯誤。說內心話,直到現在,我對我們被陳步舉索要走160萬運作費的問題,我并不感到有多大的內疚。因為,在當今市場經濟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陳步舉作為同煤集團地質勘測處的黨委書記,借處長出國的機會,他明知道我院只要參加投標就有中標的實力,才以同煤集團的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為理由,多次提出要為我院運作項目,否則就中不了標。當時陳步舉的要求也正好與我院前幾年的有關文件規定相吻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任何一個人作為我院的領導,究竟是要放棄投標?還是不理睬陳步舉的要求,隨意應付的去參加投標?還是像我們這樣,答應陳步舉的部分條件,盡量避免潛規則等不公因素去參加投標?我想,凡是對單位負責任的領導,多數都不會選擇前兩種做法,因為那樣的話,領導當然沒有任何責任。但對于單位來講,如果只是在等待市場規范以后再去主動的參加工程投標,那只能在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中等死被淘汰。除此以外,我們又有什么辦法?由此我想,如果當時我們沒有答應陳步舉為我院運作項目的要求,也肯定是和現在一樣,第一名也中不了標的結果。那樣,反而會讓我一輩子感到對單位和全院職工的內疚和慚愧。因為,從全院職工或任何人,也包括我們自己,都肯定會認為就是由于我們沒有答應陳步舉的條件,才造成了我院第一名也沒有中標的結果。而這種結果毫無疑問是我們這些領導怕擔責任造成的,自己如何能不愧對全院職工呢。而且,就在我們這幾年一直追陳步舉要錢的過程中,我也曾向省局領導和院班子會議提出過通過紀委或向公安機關報案解決的意見,但因組織上怕影響單位與同煤集團的關系,研究決定不讓報案,還是讓我們三個人繼續追要。就在陳步舉案發的前幾天,我還在與陳聯系要錢的事。由此說,我盡管這幾年因此事受盡了煎熬和挫折,但我為自己從前因到后果,從內心到行動,都對得起組織、對得起單位,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而并不后悔。因為,我們畢竟是由于害怕陳步舉說的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也害怕陳步舉從中作梗,而不得已被勒索的,我們沒有絲毫想拉攏陳步舉的意圖。當然,自己如果像在他人給自己送財物時那樣膽小,也就好了。正是由于自己感到內心的無私坦蕩,才招致了這樣的不公待遇。對于兩個案件的具體情況,后附專門材料。現在我主要將事情的前因后果簡要匯報如下。

            事情的起因是在2005年12月,我院原任院長因病申請提前內退調研,自己時任院黨委書記,上級組織又任命我為副院長,并主持行政工作。時間不長,同煤集團地質勘測處的黨委書記陳步舉約我們一起吃飯時,告訴了同煤集團有個三、四千萬元的勘查工程要招標,他知道我院有實力,但說同煤集團招投標有潛規則,他要為我院運作,一般按10%提運作費。我們當時沒有答應,在招投標開始后,陳又多次打電話說其他單位活動的很厲害,讓我們趕快給他提運作費。我經和時任我院的生產副院長謝平安、總工程師王剛研究,根據我院前幾年關于對外承攬工程提取工程信息費、合作費的文件精神,我們便同意了陳步舉的運作,并三次被陳索要走了160萬元運作費。但我院在評標打分為第一名時,同煤集團領導研究,以我院曾在以前的地質災害評估項目中,損害過同煤集團的利益為由,該工程未讓我院中標。以后,我們一直向陳步舉追要運作費,幾年里,辦公室堵,家里找,派人要,打電話,發短信,寫信、錄音等多種手段,但陳就是不給退。直到2010年6月下旬,大同市礦區反貪局根據舉報,來我院調查陳步舉的問題,我院的當事人和有關人員、部門都積極配合,使陳步舉很快被捕。2010年7月,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黨委書記白秀平找我談話,提出想免去我黨委書記、副院長的職務,征求我的意見,主要有三個理由:一是,院長和我作為單位主要領導,都是陳案的直接證人,這段時間不利于與同煤集團的業務聯系,王剛院長是剛任職兩三個月,現在調整不合適。想調整我下來,從外部調一個黨委書記到我院,有利于協助院長與同煤集團加強業務聯系。二是,陳步舉作為同煤集團所屬部門的黨委書記,畢竟是因我們115院的事情被抓的,免去我的職務說明我們的人也受到了處理,證明不是我們115院要告陳步舉的,可取得同煤集團作為我院最大的客戶對我院的理解。第三,也是對我的保護。我當時就表態,對于前兩個理由,我作為黨員干部,完全服從組織意圖和決定,沒有意見。對第三個理由。我認為自己沒有犯罪,而且我該承擔什么責任,都是應當的。當時,白書記一再說只是征求我的意見,讓我好好想想,看能不能承受得了。當我一再說沒問題時,白書記又一再讓我把委屈和怨氣吐出來,甚至要讓我打他兩拳。然后山西局黨政馬上開會,研究免去了我的黨委書記、副院長職務。2010年9月17日,大同市檢察院以自發案件,對我們三人以單位行賄罪立案。2010年11月23日大同市礦區檢察院向礦區法院對我們提起公訴,2010年12月,我和王剛被批捕關押了一天,謝平安被關押了10天。2010年12月23、24日,礦區法院開庭審理,2011年11月18日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我院有罪,罰款10萬元,判處我們三人時間不等的有期徒刑,緩期執行。2011年12月6日,我們向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2年2月9日,中院開庭審理。2012年2月15日,山西煤炭地質局黨委宣布免去了我的院黨委委員職務。因事前未找我談話,究竟是什么原因或理由,我沒有問過領導,也不清楚。但服從組織決定還是自己的本分,這次同樣如此。當然,自己從內心講,真是感到有些委屈和不理解,因為,除了不少干部職工對自己的事情認為不公外。而且,在山西省煤炭地質系統,難道就沒有因謀取個人私利而被判處緩刑的干部嗎?是否都免去了職位?而自己不僅是三個領導共同研究和處理,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任何私利為單位利益而遭到執法機關的不公對待,我們還在上訴期間,一審判決還未生效,卻不知道自己的黨委委員究竟是因為判決書原因,還是因為自己對單位的工作有哪些不利的因素,組織上連我個院黨委委員也不能保留。而且,在保留黨委委員期間,自己對院黨政主要領導和其他班子成員以及各部門實體的工作都是積極配合幫助,包括借自己原有的人脈關系聯系業務和要款的事情,我都是主動積極。這些情況,從班子成員到中層干部到普通職工,他們對自己的具體表現都是有目共睹的。原來,免去我黨委書記和副院長職務時,是為了單位工作需要,難道這次免去黨委委員也是工作需要嗎?由此,我對組織上究竟是因為什么原因非要免去我黨委委員的職務,自己非常疑惑。但我也沒有問過領導是什么原因,畢竟,自己覺得案件也不會有太長時間,很快會有結果。到那時,組織上肯定會有安排。在被免去黨委委員這一年的時間里,自己除了能幫單位聯系些工程以外,其他一切都沒事干,真是感到了無事干的難受。好在這兩年自己養成了學習,上網寫博客、寫微博,關注社情民意的習慣,在我的實名博客中,我把自己擔任黨委書記以來的所有會議講話、專業論文、學習感想體會,包括班子民主生活會發言材料和述職述學述廉報告,以及我的個人簡歷、取得的榮耀和參加各種教育培訓等情況,都真實透明的發表在自己的博文里,接受全院干部職工以及全社會的評議和監督。(只要網上任意搜索“閆全福”即可從我的博客和微博中了解我的個人情況)也對自己起到了自省、自警、自律、自勵的督促作用。自己除了學習,撰寫博客、微博,還堅持不斷撰寫論文,其中,2012年8月自己撰寫的題為:以“四項活動”為載體,全面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一文,刊發在山西省委主辦的《先鋒隊》總217期上旬刊(黨的建設版)第30頁“紅船杯征文”欄目上。自己還撰寫了“關于人本文明建設的探析”、“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十八大精神的學習體會等感想體會,刊登在我的實名網易博客上。自己還學習了不少法律知識,注冊了法制網用戶和人民、網易等實名微博,撰寫了大量的理論的、勵志的、法律的和人文社會方面的原創和評論微博。說實話,剛開始自己只是為多發展粉絲,好為自己網上發布案情時增加影響力做準備,我也曾多次想通過網上發布案件情況或通過信訪向組織反映。但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自己由起初的想法漸漸轉變為想通過撰寫推進司法公開的博文和微博的意見建議,能促進司法機關通過主動公開案件,從而達到糾正我們的錯案和陳步舉案件定性不準的問題。在我的博文和微博里,有不少是對司法公開方面的評論和建議。我曾撰寫的“對推進陽光司法,治理司法腐敗之淺見”和“針對‘腐敗文化’,集中開展反腐倡廉活動,構建反腐倡廉長效機制”等文章,投寄到有關刊物。就在十八大召開以來,我給中央政法委等高層執法機關發了“關于推進陽光司法”和“對司法程序進行人性化改革”等方面的建議,但我并沒有將自己的案件情況直接反映到最高執法機關。因為,自己通過這兩年的撰寫人生勵志微博,參與社會熱點的討論,撰寫積極向上的博文,不僅促進了自己的學習,提高了理論水平和思想政治覺悟,也更加堅定了自己對黨的理想信念的堅定性。深感,我們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任務艱巨,需要全體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這樣,又使自己的想法漸漸變成了想通過博客和微博這個平臺,為凈化網絡信息文化做出一些自己的努力和微薄之力的目的。到現在,自己已撰寫了積極健康的微博兩千余篇,理論感想的博文五十余篇。由此,自己作為一名黨員干部,我總感到從我們的行賄案和陳步舉的受賄案這種案情并不是很復雜,但如果真的是省高級人民法院都知道的案件,卻被拖到現在,我認為在司法界也是一個讓人難以理解的問題。如果我直接在網上發布或向最高人民法院或檢察院反映這兩個案件,對全省執法機關是否會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我無法判斷和估量。由此,我本可以通過“地方領導留言板”反映的問題,只好逐級先以書信方式向省委袁書記反映,畢竟山西省委是對全省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各項工作進行全面領導。同時,由于一審法院從開庭到判決,沒有超過一年時間,我考慮二審法院也不應該超過一年吧,自己再等到二審法院有了判決結果再上訴或反映也不遲。但等到現在,二審法院開庭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年時間,那么再過兩年三年五年與一年又有什么區別,這個案件不就這樣拖下去了,而我們單位和我們個人的犯罪嫌疑人也就這樣不明不白的無期限了。就在2012年12月,因我兒子已結婚成家,我愛人也想讓我帶他到韓國旅游一次,于是我們到大同市公安局辦理因私護照時,只辦理了我愛人的護照。在辦理我的護照時,因讓到山西省煤炭地質局蓋章簽字。當我看到了有案件在身或犯罪嫌疑人或罪犯都不準辦理的規定時,自己只好放棄了。由此我想,如果無限期的拖下去,自己的職位是小,關鍵是自己何時能得以清白和自由?自己深感對法律的疑惑,特別是當我設法拿到陳步舉受賄罪的判決書時,我更深信我們的單位行賄罪是一個錯案,而陳步舉的受賄罪定性根本不準確,陳步舉應當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要件。再聯想到我們的案件在受到多方關注、關切、關心中的長時間復雜過程,使我對法律和司法界的執法環境產生了不少疑惑。由于這些主觀原因,使自己沒有很快在網上發布,也沒有向“兩高院”反映。在客觀原因上,由于9月份要為我兒子舉辦婚禮,后來又是黨的十八大要召開,貫徹十八大精神之際又迎來了全省的兩會召開和春節,一件件事情造成沒有合適時機反映,而且,上級領導也怕給我院與執法機關之間造成矛盾,對單位不利,也不愿意讓我反映。直到現在,我不知道向袁書記反映這些情況是否合適,但我是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而決定的,也是沒有請示山西局的領導同意而自作主張反映的。其實,對自己來講,作為一名黨員干部,無論被判有罪,還是一次次的被免職。雖然開始也在自己的不少下屬、職工面前,甚至在自己的兩個弟弟和弟媳婦面前都流過不少次委屈的眼淚,但畢竟自己不僅沒有頹廢,反而感悟到了社會的復雜,也是一種問心無愧的人生歷練的收獲。認真分析這件事情,對自己除了磨礪,也不感到失去多少。而且,不少人也都勸我,現在的社會與執法機關講不出理。特別是無依無靠的老實人,只能順其自然。但人們越是這樣勸我,卻越讓我感到這種對執法不公的默認,實際上是在縱容執法不公,加劇民眾與執法機關的矛盾,也是對公平正義和不讓老實人吃虧的褻瀆。習近平總書記就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時強調“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也許,我今天的反映會對自己造成更大的傷害,但自己作為一名黨員干部,深感對全省的公平、公正和正義執法環境,有如下的擔憂和疑慮。黨員干部的責任和使命無法讓我沉默。這是促使我向袁書記反映情況的主要原因。

             一是,對于我、謝平安、王剛被以單位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的黨員干部來講,從我們的政治覺悟和對名利的淡泊程度,我們都沒有任何理由去犯單位行賄罪這種主觀故意的犯罪。而事實上我們誰也沒有主動找過陳步舉。就連陳步舉的供述中,都沒有提供在招投標前我們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去找過他的證據,更不要說主動給他送錢了。再從案件的整個前因后果和每個細節,如:從陳步舉先給我們提供工程信息時就提出要為我院運作項目;他自己打車到我院取錢時,我們是三個人當面交給他;到后來我們幾年追他要錢等所有情節。可以說,每一個細節過程都可以證實,認定我們的主動送錢完全違背常理。但判決書卻以我們的供述不能采納而將陳步舉的要錢行為變成了我們的送錢行為。檢察院和法院究竟是以何種原因、理由和證據,認定我們沒有事實證據的主動送錢行為。我真是無法理解。

             二是,從我們開始配合礦區反貪局調查陳步舉案件時,我們的上級領導,山西省煤炭地質局就開始與礦區檢察院和大同市檢察院為我們溝通或說情。我們不知道究竟是如何說的情,竟然把我們本不應該被立案,卻受到了立案起訴。我非常疑惑。還有更加疑惑的是,在礦區法院一審開庭前,我們四被告的代理律師中有的就認為我們按法律規定和事實,當然是無罪。但根據歷史以來的案件,還沒有一個案件是檢察院起訴后,法院敢判無罪的情況。因而在一審法庭上,我們有的被告為了減輕罪行就當庭認罪。其結果也確實印證了這位律師的斷言是正確的。在一審法院開庭后,據聽說礦區法院將我們的案件以無罪的意見上報到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后又請示到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但最終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們不太清楚。就在開庭時間將近一年的時侯,礦區法院對我們又作出了有罪的判決。在我們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后,我們聘請的律師又不讓我們從正面辯駁一審法院的錯誤判決,而是以新的其他理由讓二審法院改判我們無罪。理由是二審法院否定一審法院的錯判太難,需要找個新的理由可以給法院留個面子,得到法院對我們的諒解和同情。而且我們的案件又涉及單位,怕不給法院面子以后會對單位不利。因而我給二審法庭準備的案情經過和自辯書,律師不讓我提交法庭。在二審法庭開庭審理后,聽說我們的上級組織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還給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提交了對我院和我們個人無罪判決的申請報告,還聽說我們這個案件也由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無罪意見請示到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并聽說還請示到了省政法委,但具體情況因只是聽說,我不太清楚。但無論是什么原因和理由,到現在二審法庭已經開庭一年多了,但遲遲沒有判決結果。我真不清楚,究竟是我們這個案件的案情太復雜的原因?還是執法機關認錯改錯太難的原因?我不敢亂猜,但疑惑和憂慮太多。湖南省委書記周強于2012年12月25日在省委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脫稿講話,說有些部門、干部拿了好處也不辦事,有的把企業當成“唐僧肉”,隨意伸手、索拿卡要甚至敲詐勒索。周書記雖然不是專門搞法律的,也知道用權力索要財物而不辦事屬于敲詐勒索的性質,如果說陳步舉是用了權力,也只是借權力索要了我院的錢,而并沒有為我院辦任何事,或者是為我院辦壞事的行為,如何就成了受賄罪?而不是敲詐勒索罪呢?

                三是,據聽說,對于我們的案件,是由于2010年下半年大同市檢察院因在職務犯罪上受到了省檢察院的批評后,是為完成指標使我們也成為其中的湊數案件之一。因有的案件已經撤訴,我們的案件就不能再撤訴了。還有一些人,包括有些法律界的人認為,這完全是因為我們不懂法律界的潛規則,一毛不拔,而導致了案件發展到現在的程度。我不敢完全相信這些說法的真實性,但也使我確實感到疑惑和恐懼。難道抓人還有指標嗎?難道司法界真的有潛規則嗎?當年,陳步舉就是用潛規則要挾的我們,這次我無論如何的疑惑,都決不能相信或順從了。在2012年4月5日,我們觀看了大同市紀委等聯合組織的廉政教育劇目《血濺烏紗》的演出后,自己連發了8條觀戲感的微博。對于一個封建時代的知府官員,能對所轄的縣官,而且是自己的內弟所判的案子,盡管有罪犯簽字畫押的認罪,但他事后偶然發現一些物證的蹊蹺,而產生了對案件的懷疑,通過進一步查實再審,糾正了錯案,并對他的內弟縣官和自己的愛人進行了治罪,還為自己的錯批自責而自盡身亡,以此對后人進行警示。對照我們現時代的不少執法者,看了這場演出,不知有何感想。我實在感到非常疑惑。當然,也有一些外界人認為,既然上級機關免去我的職務,說明我即使在這次的被迫給錢事情上沒問題,但不能排除十幾年的領導職務,不可能沒有其他問題,否則,我也不可能就那么老實的接受免職和法律的不公,還是害怕查出其他問題而只好無話可說。種種的說法,真是讓自己哭笑不得,但還不能公開伸張自己的真實情況和主張。深感疑惑和憂慮。好在115院的干部職工因對自己人品的清楚和了解,雖然不完全清楚事實真相,但也對自己完全信任和放心。這也是自己沒有頹廢、過激或被整垮的重要因素。

            由于上述這些原因,自己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如果帶著疑惑認罪,不僅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也是對法律的不負責,對社會的不負責。也不符合實事求是的黨性原則。特別是這兩年自己不斷地撰寫博文、微博等以及學習理論,撰寫論文,使自己加深了對人生的理解和感悟,加深了對社會復雜性的認識,也加深了對我們黨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和曲折,需要全黨上下的共同努力。為此,我作為一名黨員干部,自己以對黨、對法律、對社會、對執法機關和對我們單位、個人以及陳步舉負責的態度,以公開信的形式向袁書記反映這個情況,(公開信的意思是:如果黨組織認為我的信件可以公開,我完全可以公開,但現在我還沒有公開)請袁書記一定要高度重視我反映的問題。我認為,陳步舉的受賄罪定性不準,應當是敲詐勒索罪;我們單位和我們個人的單位行賄罪都不成立,屬于錯案。這兩個案件能否得到糾正,我認為關系到依法治省和依法治國的執法環境問題。當然,袁書記不可能有時間親自去過問法律上的具體問題。我建議:如果法院和檢察院還是認為陳步舉和我們的案件都沒問題的話,應當將陳步舉受賄罪和我們的單位行賄罪兩個案件的案情,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民眾的意見和接受群眾的監督,或者向最高人民法院或檢察院請示。這樣,都有利于保證法律的公平、公正和正義。也是推進陽光司法的積極舉措。

            特此

                                                      致謝!

                                             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

                                                     閆全福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聯系電話:13934731713(手) 0352-4154038(辦)

                通信地址:大同市新平旺115勘查院  郵編:037003

                郵箱:[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注:陳步舉受賄罪的判決書;我們的單位行賄罪的判決書;我在礦區法院一審法庭上的自辯書和最后的陳述;案情的其他材料。在大同市礦區法院應當都有。

                附件一:我在二審法庭上未呈交的自辯書。

                附件二:我給二審法庭歸納整理但未呈交的案情經過。

                附件三:對陳步舉犯罪性質的分析和請求改判的公開信

                  (注:于2013年2月16日以特快專遞寄出,編號:1067934305401

             

            閆全福單位行賄案刑事申訴狀


            申訴人:閆全福,男,1958年10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山陰縣,漢族,大學文化,系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簡稱申訴人單位)原黨委書記,住大同市城區大慶路26號院115院家屬樓2號樓2單元2號。
            申訴人因單位行賄罪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礦區人民法院(2010)礦刑初字第195號刑事判決書(簡稱一審判決書)、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同刑終字第17號刑事裁定書(簡稱終審裁定)依法向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2014年12月10日大同中院作出(2014)同刑申字第50號通知書駁回申訴人的申訴。由于該通知書沒有就申訴人的申訴事實和理由作出相應的全面審查和具體評判,無理駁回。申訴人不服,依法特向貴院提出申訴。
            申訴請求:
            1、依法撤銷一審判決、終審裁定和駁回申訴通知書;
            2、請求重新審判,依法改判申訴人無罪。
            3、請求對陳步舉受賄案一審錯誤定性給予糾正,依法追究其敲詐勒索罪的刑事責任。維護申訴人單位被敲砸勒索的合法權益。
            事實和理由:
            一、終審裁定沒有考慮辯護人在二審提出的新的、關系到案件定性的重大辯護理由。
            在二審期間,申訴人的辯護人在陳步舉的供詞中發現了陳步舉借“燕子山礦事件”勒索的線索,經辯護人調查取證,印證了陳步舉是明知申訴人單位有中標實力,才以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的理由索取運作費,而不是收取,申訴人的行為不構成單位行賄罪。對此關系到案件定性的重大的、新的事實和理由,辯護人在二審開庭時當庭進行了舉證和陳述(均向法庭提供了書面材料)。
            但從終審裁定書可見,二審法院對辯護人提出的以上關系到申訴人不構成犯罪的新的重大的事實和理由只字未提,根本沒有考慮。大同市中院駁回申訴通知書亦未重視審查和評價到相關事實和證據而予以駁回的結果是無法信服于眾的。
            二、申訴人的行為依法不構成單位行賄罪。
            1、申訴人同意給陳步舉運作費的真實意圖并不是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而是害怕陳說的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以及害怕陳的作梗,是為了維護申訴人單位的合法正當利益
            刑法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構成行賄罪的前提條件,申訴人同意給陳步舉運作費就是想保住申訴人單位在同煤集團東周窯地質補充勘探工程項目中有競爭實力的公平競標資格,保住本該屬于申訴人單位的“合法利益”,不屬于不正當利益。
            其一,申訴人在同煤集團東周窯井田勘探工程招投標活動中沒有對評標人和組織進行任何不正當行為,憑申訴人單位自身實力和優勢獲取了評標排名第一的序位。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國有資金占控股或者主導地位的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招標人應當確定排名第一的中標候選人為中標人。排名第一的中標候選人放棄中標、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標文件要求提交履約保證金,或者被查實存在影響中標結果的違法行為等情形,不符合中標條件的,招標人可以按照評標委員會提出的中標候選人名單排序依次確定其他中標候選人為中標人,也可以重新招標。但是,因“燕子山礦事件”,招標單位同煤集團出于報復申訴人單位,對評標組織的結論視而不見,將工程確定給了排名第二的非煤專業的217地質勘探隊。
            其二,“燕子山礦事件”是讓申訴人單位無法正常中標的導火索,也是陳步舉借機勒索申訴人單位給錢的真正原因。
            本案在二審期間查明陳步舉所說的“燕子山礦事件”確實存在:“2004年3月115院受大同市國土局的委托,曾在同煤集團云崗鐵路專線燕子山段及鵲山精煤公司家屬住宅樓發生的地面塌陷地質災害《勘查評估報告》中客觀做出過對同煤集團不利的結論。結論認定:同煤集團燕子山礦默許大橋煤礦和京殘聯礦越界采煤以及對兩個小礦非法開采鐵路保護煤柱處置不當,對此次地質災害的形成應負相關管理責任。”由此,同煤集團就認為申訴人單位吃里扒外,借此次項目“剝奪申訴人單位評標排名第一”即“申訴人單位排名第一也不讓其中標”的手段教訓和報復申訴人單位,使本該屬于申訴人單位合法正當的利益被同煤集團惡意侵害和剝奪。
            其三,申訴人單位是在執行本院制定的報上級主管單位備案的提取承攬工程項目有關費用的文件規定,使用部分資金,取得同煤集團東周窯煤炭地質補充勘探工程項目勘探權的行為。
            申訴人單位被招標單位的所屬單位黨務部門負責人陳步舉索要走運作費后,并沒有排擠他人,要求任何人、任何單位提供任何違法的幫助和方便條件,而是在受到陳步舉的欺騙和勒索后,為了維護申訴人單位的正當利益,被迫實施的行為。事實上,申訴人單位不僅沒有謀取不正當利益,最終自己的合法正當利益也被侵害。
            2、申訴人單位同意給陳步舉運作費是在受到陳步舉欺詐和勒索后的不得己行為。
            刑法規定“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陳步舉2010年6月25日在大同市礦區人民檢察院的供述材料中交代:“2006年4月底,之前115隊參加了同煤集團東周窯地質勘探項目的招標活動,由于集團公司己經決定工程不給115隊之后,他們一直往地質處跑,其實跑也沒用,閆全福和王剛兩個人便到地質處找閆志義和我,意思就是讓我們幫助給領導說說,讓他們做工程,就是把標的給他們,但是局里己經決定不讓他們中標,而且讓地質處通知115隊,其實按照115隊的實力怎么也能中標,但是在燕子山礦與小煤窯的有次糾紛中,115隊的勘察圖紙偏向了小煤窯,集團公司的意思是115隊吃里扒外,所以決定不能將工程給115隊···在這種情況下,閆全福、王剛又去地質處,在閆志義處長的辦公室講??(這兩個字看不清)找集團公司的領導,就是劉隨生,實際上他們在大同市的兩會期間己經找過了,劉隨生的意思就是這次工程就不給了,教訓教訓他,下回再給,后來他們就提出看看劉隨生”。
            陳步舉的上述訊問筆錄和王剛、謝平安及申訴人的供述材料可以充分印證陳步舉當時其實己然知道再怎么樣同煤集團也不會把這項工程給了申訴人單位,盡管如此,陳步舉還一而再地向申訴人單位催要、索取“運作費”,而且在評標結果公布出來后又向申訴人單位勒索了60萬元,申訴人單位是在不明真相,迫不得己的情況下被陳步舉欺騙和勒索的。
            3、從起訴書到一審判決書到終審裁定書,都忽略了申訴人單位同意給陳步舉運作費的真實原因,也是案件的起因這一重要事實證據。
            從起訴書到一審判決書到終審裁定書,都完全忽略了在最開始,陳步舉主動約申訴人,又叫了謝平安一起吃飯時,陳告訴工程信息,并明知申訴人單位完全有中標實力,才提出以同煤招投標有潛規則,要為申訴人單位運作項目,但申訴人和謝平安沒有明確答復。在招投標起動期間,陳給申訴人打電話讓趕快提運作費的證據事實。這既是陳步舉索要錢財,申訴人、謝平安、王剛三人(簡稱三人)因害怕這些不公平因素和害怕不讓陳運作,受到作梗而被迫給錢的事實證據,也是案件起因的事實證據。但一審判決書在認定陳的索要錢財事實時,卻以只有三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佐證,對三人供述不予采納。如果沒有了陳步舉的這些要錢事實,那三人三次給陳步舉交錢時為什么連給錢的原因和給的什么錢也不說?沒有了陳步舉事前的要錢原因,案件還有起因嗎?而且,三人在三個月前以證人給陳案所作的證言、情況說明等材料,完全可以證實在三個月后三人的供述與之前證言內容相吻合的真實性。同時,在三人后來追陳要回運作費的三、四年里,在多個場合三人說陳步舉是詐騙行為,也可以佐證不是三人主動送錢的事實。一審判決書在認定陳的索要事實時,卻以三人的供述沒有其他佐證,不予采納。是不符合事實的。
            起訴書、一審判決書和終審裁定書—“三書”中,都認定是申訴人單位為了謀取競爭優勢、主動給陳步舉送錢,并沒有事實證據。但在申訴人單位憑自身實力獲得評標總分第一名后,陳步舉以第一名不活動也中不了標相要挾,要走了第三筆錢60萬元的事實證實。申訴人單位的第一名還要謀取什么樣的競爭優勢?根本違背常理。在“三書”中,申訴人單位或三人究竟讓陳步舉為其謀取了什么樣的競爭優勢?三人向陳明示或暗示過什么要求等?這些構成行賄罪的犯罪要件都沒有事實證據。
            在陳案判決書中,陳步舉要為申訴人單位謀取什么樣的競爭優勢或謀取了什么樣的競爭優勢?為申訴人單位提供過什么樣的便利?陳是直接還是間接利用職務之便?如何利用職務之便?陳如何違反或想要違反招投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哪些相關法律法規和同煤集團的招投標規定?也都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這些受賄罪的犯罪要件。而正是由于把陳的索要被認定為收受的關系到案件定性和案件起因的關鍵性錯誤,使陳作為同煤集團的處級干部,便被誤判為受賄罪了。陳案判決書的早期誤判,也是造成后來一審判決書錯判的重要原因。
            三、在一審判決書和陳案判決書中,有選擇性、錯誤性和相互矛盾性采用證據的問題。
            1、陳步舉受賄案和申訴人單位的單位行賄案,實際是一個案情的兩個案件。運用證據時不能有矛盾。
            在陳案判決書中,認定陳的受賄金額時,并沒有采納三人的證言。把陳的受賄額推定為120萬元。而在認定陳的索要運作費情節時,雖然采納了三人的證言,卻把三人證實陳步舉索要錢的證言,采用為是三人的證言就承認是三人主動給陳的送錢行賄。陳案判決書這種錯誤認定證人證言和自相矛盾采用證據,完全是錯誤的。
            在一審判決書中,認定申訴人單位行賄數額時,把三人的證言供述與其他旁證可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認定為160萬元。但在認定陳向申訴人單位索要運作費情節上,又以三人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能夠證實該事實,陳步舉索賄情節不予認定。判決書這種自相矛盾采用證據,完全是錯誤的。
            兩個判決書在認定賄賂金額時。陳案判決書中不采納三人的證言和供述;一審判決書中,又采納了三人的證言和供述。在認定陳的索賄情節時,陳案判決書中,雖然采納了三人的證言,卻是理解錯誤的證言;而在一審判決書中,又不能采納三人的證言和供述。兩個判決書采用證據時的相互矛盾和每個判決書采用證據的自相矛盾。完全是錯誤的采用證據。
            2、在陳案判決書中,對申訴人作為證人的問話筆錄和情況說明中的部分內容,申訴人懷疑有不符合實際的問題。在陳案判決書第三頁中“閆全福證實:……2006年上半年,在項目開標前,陳步舉分三次要走160萬元現金。……”申訴人記得,申訴人根本沒有作過這樣的證言或情況說明,而應當是在開標前要走兩次100萬元,開標后又要走第三筆60萬元。陳案判決書對申訴人的證言或情況說明有不符合實際的問題。
            3、在陳案判決書和一審判決書中,把陳步舉的供述內容與三人的證言和供述相對比:在時間上先后相差一個多月;地點上根本不是相同地方;在人物上缺了謝平安,多了李枝、閆志義、劉隨生;在拿錢次數上,把三次說成兩次;在拿錢總數上,把160萬元說成130萬元;在各次的拿錢數額和其他情節上都極不吻合,而且與其他人證書證也不吻合,沒有前因后果,并在陳案中被證人所否認。但在一審判決書中,把陳步舉的供述認定為與三人的供述基本吻合,是完全錯誤的。
            四、一審判決書和終審裁定書,都沒有考慮申訴人在一審自辯書和二審自辯書的自辯理由。
            在一審判決書中,申訴人的一審自辯書中所辯駁的理由,判決書無回應的沒有考慮。如:申訴人在一審自辯書中對案件前因后果的分析,對申訴人不構成單位行賄罪主觀要件的分析,對陳步舉不符合受賄罪的分析等辯護內容,一審判決書都是既無采納也無駁回的沒有考慮。申訴人實在無法理解。
            在終審裁定書中,申訴人針對一審判決書對認定申訴人個人單位行賄罪和認定申訴人單位的單位行賄罪的每一項內容,都在二審自辯書中作出了用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的辯駁,但二審裁定書也是無采納和無駁回的沒有回應和考慮。
            綜上所述,申訴人認為,一審判決書隱去了案件的起因和有關定性的重要證據,對陳步舉以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為由,并借主持工作之際,向申訴人單位索要錢財的事實情節和案件起因認為證據不足不予認定是錯誤的;兩個判決書中存在選擇性、錯誤性、矛盾性采用證據的問題;一審判決書沒有考慮申訴人的自辯理由;二審裁定時,辯護人在二審提出的新的關系到案件定性的重大辯護理由,疏于審查;對申訴人的二審自辯理由無回應的不考慮;對一審判決錯誤維持。大同市中院駁回申訴通知書亦未就申訴人的申訴理由給予相應的具體評判,對申訴無理駁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377條之規定,特向貴院提出申訴,懇請貴院能在查明事實和正確適用法律的基礎上,對此案給予公正再審,依法判決申訴人無罪。也請求對陳步舉受賄案一審錯誤定性給予糾正,依法追究其敲詐勒索罪的刑事責任。維護申訴人單位被敲砸勒索的合法權益。
                此致
            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申訴人:閆全福
                                       二0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三名黨員干部寫給省委書記和省紀委書記的反映信
            三名黨員干部寫給
            省委書記和省紀委書記的反映信
             
            尊敬的王儒林書記、黃曉薇書記:
            您們好!
            我叫閆全福,現年57歲,曾任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以下簡稱我院)黨委書記、副院長。
            我叫謝平安,現年57歲,曾任115院副院長。
            我叫王剛,現年52歲,曾任115院總工程師、院長。
            在2015年8月28日,山西省煤炭地質局(簡稱山西局)黨委行政對閆全福、謝平安做出開除黨籍和公職的處分決定,對王剛做出開除黨籍和行政降低四個崗位等級。組織上對我們的處分決定,是根據大同市礦區人民法院對我們單位行賄罪的判決和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做出的。對組織的決定我們完全理解。但因法院的錯判和錯誤裁定,我們向局提出的申訴,實際上是對案件的申訴。
            從2010年9月,我們被大同市檢察院立案,礦區檢察院起訴,礦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和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的漫長過程中,存在的各種錯誤,實在是太多、太離奇了。山西省委和紀委既有對依法治省的領導和監督職能,也有對黨員干部在違紀違法問題的查處職責和對黨員干部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給予幫助、澄清事實,保護干部的職責。由此,我們忠懇的請王書記和黃書記能在百忙的工作中,責成省紀委督促省高院對我們單位行賄案和陳步舉受賄案,盡快啟動公開(最好能有媒體的跟進報道)、公平、公正的重審改判。改判我們無罪;糾正陳步舉受賄罪的定性不準;挽救我院作為被敲詐勒索人,因被錯判單位行賄罪所受到的不良影響和損失。現將具體情況反映如下。
            一、政法機關辦案過程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
            在2010年6月,大同市礦區反貪局根據群眾舉報,到我院了解時任同煤集團地質勘測處黨委書記陳步舉在2006年向我院索要工程運作費的情況。我、謝平安、王剛三人(簡稱三人)和我院有關部門人員,都積極配合調查,陳步舉很快被捕。2010年9月17日(農歷八月初十),大同市反貪局以自發案件,對我們三人以單位行賄罪立案,作了詢問筆錄,辦理了取保候審。當時辦案人員對我們講,只是走個程序。2010年11月23日,大同市礦區檢察院以單位行賄罪,對我院和我們三人向礦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在此期間,我們聽說大同市檢察院在全省檢察機關因職務犯罪案件太少而受到了省檢察院的批評。因而大同市檢察院就抓緊時間立了三起職務犯罪案件,涉及十多名處級干部被立案起訴。因另兩起案件,法院都作出了無罪判決,而我們的案件,因大同市檢察院已向省檢察院的領導進行了匯報,因而大同市檢察院就不同意對我們的案件判無罪。礦區法院就只能以無罪請示到大同市中院和省高院。對此期間聽說的這些消息和傳言,我們未能驗證真偽。但礦區法院于2010年12月24日開庭審理后,一直拖到2011年11月18日才對我們作出了時間不等的有期徒刑,緩期執行的判決(法律規定開庭后三個月,經請示上級法院可再延長三個月,必須做出判決。再延長必須請示最高人民法院)。上訴后,大同市中院于2012年2月9日二審開庭后,我們又聽說大同市中院也以無罪請示到省高院(我們也無法考證)。但我院的上級主管部門,山西局確實給省高院打了報告,省高院于2012年7月4日給省政法委打報告(見附件一: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單位行賄案的情況報告”)以“在案證據不排除陳步舉假借招投標之際向115院索要錢財,相關人員為單位利益,不得已給予陳步舉錢財等4條理由。”請協調讓檢察機關撤回對我們單位行賄案的起訴。但后來也沒有作用。大同市中院于2014年1月14日,開庭后的二十三個月(法律規定兩個月,經請示上級法院可再延長兩個月,再延長必須請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與省高院判案意見完全矛盾的維持一審判決的裁定。并且是到4月份才通知我們去取的裁定書,送達拖延了近三個月時間。我們當時就向市中院提出了申訴。市中院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對我們申訴的駁回申訴通知。直到2015年4月才通知我院去取回了駁回申訴通知書。送達又拖延了4個月時間。
            二、我們單位行賄罪存在錯判和陳步舉受賄罪存在定性不準的問題。
            大同市礦區法院的判決隱去了案件的起因和有關定性的重要證據,把陳步舉以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為由,并借處長出國,他主持工作之際,多次提出要給我院運作項目,索要運作費,并自己打車到我院招待所取錢,還是當著我們三個人的面拿走錢的事實情節,認為證據不足不予認定。而卻沒有任何證據,就認定是我院為了謀取競爭優勢的主動送錢行賄,完全是錯誤的。
            判決書對我院憑自身的競爭實力取得評標總分第一名后,被陳步舉以第一名不活動還中不了標為由,又要走了第三筆錢60萬元,但同煤集團卻以教訓我院的理由,沒讓我院中標的事實,根本違背賄賂案的常理。判決書不用前因后果的分析判案,完全是錯誤的。
            正是由于判決書把陳步舉的索要認定為我院的主動送錢這一關鍵性錯誤,才使得在陳案判決書中,陳步舉要為我院謀取什么樣的競爭優勢或為我院謀取到了什么樣的競爭優勢?或為我院提供過什么樣的便利?陳是直接還是間接利用職務之便?如何利用職務之便?如何違反或想要違反招投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哪些相關法律法規和同煤集團的招投標規定?都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這些受賄罪的犯罪要件。也使得在我們的判決書中,我們究竟要謀取什么樣的競爭優勢?我們向陳明示或暗示或提出過什么要求?都沒有事實證據。但陳的受賄罪和我們的單位行賄罪卻都成立。完全是錯誤的。
            判決書中還存在選擇性、錯誤性、矛盾性采用證據的問題和沒有考慮申訴人的自辯理由的問題。
            二審裁定時對辯護人在二審提出的新的關系到案件定性的重大辯護理由,疏于審查;對申訴人的二審自辯理由無回應的不考慮;對一審判決錯誤維持。對申訴的無理駁回等問題。
            案件中的詳細問題詳見附件二:閆全福單位行賄案刑事申訴狀。
            懇請二位省領導能對我們反映的問題予以重視,我們深表謝意!祝您們工作順利,為山西人民帶來平安和福祉!
            附件一: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單位行賄案的情況報告”
            附件二:閆全福單位行賄案刑事申訴狀                      
             
            反映人:閆全福、謝平安、王  剛
                                 二0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聯系方式:
            閆全福:郵箱:[email protected]  電話:18096038080
            謝平安:郵箱:[email protected]   電話:15810829016
            王  剛:電話:13903529297
            閆全福寫給省委書記和省紀委書記的反映信

            寫給省委書記和省紀委書記的反映信
             
            尊敬的王儒林書記、黃曉薇書記:
            您們好!
            我叫閆全福,現年57歲,曾任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以下簡稱115院)黨委書記、副院長 ,后任調研員等職。于2015年8月28日被山西省煤炭地質局(以下簡稱山西局)開除公職;被山西局黨委開除黨籍。組織上對我的“雙開”處分決定的依據等情況,已在我和謝平安、王剛三人向您們的反映信中講明,我就不再多說。
            從2010年9月至今,115院和我、謝平安、王剛,從被大同市檢察院立案起,到大同市礦區檢察院起訴,大同市礦區法院一審判決和大同市中院終審裁定的漫長過程中,我作為案件的主要責任人,在這幾年的追求法律的公平正義中,也確實是歷經艱險。這就是除了我和謝平安、王剛三人向您們反映情況以外,我又單獨將這些年我向政法機關追求公平正義過程中的一些情況,向您們公開的反映如下。
            在2010年6月,大同市礦區反貪局根據群眾舉報,到115院了解時任同煤集團地質勘測處黨委書記陳步舉在2006年向115院索要工程運作費的情況。因為陳步舉于2006年以同煤集團招投標有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的理由向115院三次所要走160萬元,115院憑自身的競爭實力取得評標總分第一名后,同煤集團卻沒讓115院中標。我們就向陳步舉往回追要運作費,到辦公室堵、到家找、打電話、發短信、寫信、派人去要,甚至有爭吵和錄音等方法,一直追要到陳步舉被舉報案發。我、謝平安、王剛和115院有關部門人員,都積極配合調查。根據調查需要,我在礦區檢察院做筆錄、寫情況說明,并連續在礦區檢察院配合調查了兩個白天一個晚上。陳步舉很快被捕。2010年9月,大同市檢察院對我、謝平安、王剛三人以單位行賄罪立案,給我做問話筆錄時,當我要說向陳步舉往回追要運作費情況時,詢問人員說在陳步舉的案件中已經有了,不用講了。后來,我還寫了我們無罪的情況說明報告,給市檢察院辦案人員沒有收。2010年11月11日,礦區檢察院對我和王剛,進行問話時,我與問話的檢察官對案件情況進行了辯論,后來被局領導知道后,還遭到批評。2010年11月23日,大同市礦區檢察院,對115院和我們三人向礦區法院提起公訴。礦區法院于2010年12月23日、24日開庭審理,2011年11月18日對我們作出了有罪判決。在一審開庭時,因王剛、謝平安的代理律師用以往的經驗和慣性思維認識案件,誤認為:雖然從案件的事實證據上我們是無罪的,但有始以來,凡是檢察院已經起訴開庭的案件,法院還沒有敢判無罪的。而我們的案件,又是大同市檢察院立案的,更不可能判無罪。因而謝平安因受代理律師的誤導,從看守所提到法庭上就自己認罪。而謝平安和王剛的代理律師也都以減輕罪刑為其辯護。也許這也是導致一審錯判的一些因素。我們上訴后,市中院于2012年2月9日二審開庭審理時,我們的代理律師,又以因為是涉及單位的案件,最好不要得罪政法機關為由,不讓我們對一審的錯判進行正面反駁,律師要以有新的證據的理由,給一審的錯判留個面子,讓二審法院體面的改判我們無罪。因而,我在二審法庭上的提問被律師阻止,我給二審法院的二審自辯書和案情經過。律師都沒讓我提交給法庭。直到2013年2月,在二審開庭已超過一年也沒有裁定結果時,我便通過給省委書記的反映信,一同將我的二審自辯書、案情經過、對陳步舉犯罪性質的分析和請求改判的公開信三個附件材料,一同寄去,希望能轉到辦案機關,作為我提交給二審法院的材料,有利于二審的公正判案。同年4月7日,省檢察院給我打電話告訴說,我給省委書記的信和附件,他們將轉到原辦案機關處理。但后來也沒有了音訊。在同年的全國“兩會”前夕,大同市的政法委書記、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共同舉行信訪接待日,我將反映信和包括二審自辯書、案情經過、對陳步舉犯罪性質的分析和請求改判的公開信三個附件材料,面交給了接待人員,卻沒有任何回應。二審開庭后的二十三個月,大同市中院作出了與省高院判案意見完全矛盾的維持一審判決的裁定。但裁定書內容中對我通過上述兩個渠道提供的二審自辯書對一審判決書的用事實證據和法律規定所進行的辯駁內容,無任何回應。究竟是我的材料未轉到市中院?還是后提供的材料不能作為案件材料?還是二審法院對我的自辯書內容的沒有考慮?我無法清楚事實真相。在我們向市中院提出申訴期間的2014年8、9月間,大同市礦區民勝街道的司法助理員、礦區司法局的郭副局長和我們案件的主審法官給我打過電話,讓我回大同礦區到民勝街報道,接受社區矯正。我說對市中院與省高院判案矛盾的問題和市中院對我們申訴的拖延有問題,我沒有罪如何接受矯正?但他們講,他們只管對二審裁定書的執行,我不盡快去報道,嚴重后果自負。我說我會自負的。因對一二審法院長時間拖延辦案問題,曾有不少人說也許是我們的案件太小,人也自由,政法機關拖幾年就會不了了之。因而,我想通過使自己受到更大傷害后,看我們的案件能否得到政法機關的同情和重視,或者嘗試能否在監獄里通過檢舉控告申訴,使我們的案件也許能得到有關政法機關的重視。在9月24日,我這個一根筋被礦區司法局的郭副局長、民勝街道的司法助理員和礦區公安分局的兩名警察一行四人,到貴陽市通過當地公安局,把我從我兒子的住處,關進了貴陽369武警醫院。兩天后,押回大同關進了礦區看守所。就在我被從貴陽押回大同時,我在貴陽武警醫院寫好的“請您給我拍照,發到網上,搜索閆全福,了解我的案情”的紙片,在貴陽火車站被押解我的警察沒收了。我是多么想讓我們的案情能向全社會真相大白啊!我是多么渴望我們的案件能向全社會透明公開,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啊!盡管自己曾將自己的案件材料發布在QQ空間和網易博客日志中,但也只是能得到人們的少許同情,因為都覺得事情太小了,誰也不會重視,自然也沒有媒體記者與我聯系。在我被關在礦區看守所的幾天后,礦區法院才給我送達了礦刑執字第6號執行有期徒刑一年的裁定書。因裁定書的刑期出錯,在10月28日,礦區法院又給我送達了礦刑執字第6—1號的刑事裁定書,對刑期進行了更正。后來我在太原第二監獄第九監區服刑期間,才知道,更正后的裁定書刑期,并沒有折抵我在2010年12月3日到4日,開庭前被礦區法院下達逮捕書,我和王剛在礦區看守所羈押二天的時間。我于2015年4月,通過駐太原第二監獄的檢察室給西峪檢察院提交了關于更正刑期的申訴,但直到我9月23日刑滿釋放,也沒有得到更正和任何回應。在我于2014年12月11日被關押在太原第二監獄第九監區服刑到2015年9月23日刑滿釋放的九個多月時間里,我雖然一直都不認罪,但我都認真遵守監規紀律。并在2015年2月25日,我撰寫了“一名服刑人員對依法治國的建議書”,交給監區白大隊長,主要內容是用民主法治監督約束權力;對政法機關在司法程序方面;對解決疑難信訪問題和對拓寬民主渠道四個方面的建議。請監區或監獄領導,通過省人大組織或監獄所在區域的全國人大代表能將我的建議信提交到全國“兩會”的相關機構。但因大隊長說我的建議太普通和以前的提案已有了這些內容的理由,沒給提交,后來我才要了回來。在2015年4月,因我們四被告提交給大同市中院的申訴狀已經有一年時間無回應,我便開始給省紀委和省檢察院寫檢舉控告信。因考慮到檢舉控告的內容需要安全保密,我必須用特快專遞寄出。但因監區領導時而以向監獄領導請示為由,時而以沒有先例為由,時而以監獄規定為由,時而以警力不足為由等,始終推拖不允許用掛號或特快遞轉遞郵寄檢舉控告信件,幾個月來,我與白大隊長爭論過,也說過好話,后來又給監區的各位領導和警官寫了兩封公開信,談了這些問題,都沒有任何回應。致使我只好將內容簡化,用平信在4月27日給省紀委黃曉薇書記寫了一封反映信,在7月6日給省檢察院紀委寄了一封控告信。在不知是否寄出的情況下,又于8月10日給省紀委信訪室、省檢察院紀委、省政法委紀委各寄一封控告信;于8月12日給大同市紀委信訪室、大同市人大法工委、大同市政法委紀檢監察室各寄一封控告信;于9月1日又給省紀委信訪室、省政法委紀委、省檢察院紀委各寄一封控告信。都是“對大同市礦區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有關辦案人員違反刑事訴訟法的控告”。因為我懷疑這些平信是否給寄出,只好多寄幾封。但從我出獄到現在也都沒有任何回應,也不清楚具體郵寄和收到的情況,我也請求組織上能對這些情況進行查證落實。看看我寄出的控告信究竟是什么原因,沒有任何回應。由于我幾個月來為爭取用特快專遞郵寄檢舉控告信多次與監區領導發生矛盾,使我在監獄里看書學習時的四個筆記本,出獄時,監區的白大隊、韓大隊檢查了我的筆記本后,以里面有涉及監獄的內容,不讓我帶出自己的四個筆記本。本來收起我筆記本的李副教導員要給我寫個筆記本的收條,但因白大隊長不讓寫,也就沒有寫。對監獄這種不準服刑人員用掛號信或特快專遞郵寄檢舉、控告、申訴信的規定和服刑人員帶出筆記資料不準有涉及監獄內容的規定,監獄都既沒有用文字書面明確規定,也沒有向服刑人員公開宣布。但自己就是被剝奪了這兩項權利。從剝奪寄信的權利已無法補救。但查明情況,也有利于對監獄和有關組織對檢舉控告信不重視的問題進行檢查督促。而我被扣留的四個筆記本,我請求組織上能通過監獄的紀檢組織幫我要回。我深表謝意!
            上述過程,是我在案件上的一些情況,其實,就在我們配合大同市礦區檢察院調查陳步舉案以后,自己的領導職務就開始被一次次的免職。2010年7月,山西局黨委白秀平書記找我談話,征求我的意見,以工作需要免去我的黨委書記、副院長職務,(具體理由和情況見附件:一名黨員干部給省委書記的一封公開信第4頁倒數第2行到第5頁第12行的內容);在大同市中院二審開庭后的第六天,2012年2月15日,我被免去了黨委委員;在2013年7月,我的年齡由1959年1月21日出生,被組織上認定為1958年1月沒有日的出生時間,被迫提前任調研員。雖然在認定年齡表上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但也還是服從了組織的認定,沒有提出申訴。畢竟,自己對一些個人利益從來都不太計較,而且,自己還有案件在身,也只能無奈的服從組織的決定。說實話,到現在,我對組織上對我的一次次免職,特別是對我出生年齡的強行認定,從內心有不服和怨言。當然,自己所受到的一切不公,都源于政法機關的錯案問題。由此可見,個別政法機關的辦錯案,將對整個社會和個人會造成多么大的損失。特別是對于被錯判的弱勢者來說,要糾正和改判一個錯案,更是難上加難。我們的案件是受到了省高院高度重視并有判案意見的案件,而且,省檢察院將我向省委書記的反映信轉給辦案機關,說明省領導和省檢察院也很重視,但都沒有阻止住一二審法院毫無顧忌的判錯案和拖延辦案。那其他的案件就可想而知了。無論這幾年的追求公平正義多么艱難,但我始終堅持絕不人去上訪,而是通過信件反映。畢竟,信件反映要比人去上訪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小的多。這也是自己以黨員干部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信訪原則。
            這幾年,家里人為自己提心吊膽,特別是自己在嘗試通過監獄之苦的愚蠢方式后,我的家人受到的驚嚇和打擊,確實比自己嚴重的多。我愛人甚至勸我放棄申訴,接受現實得了,日子苦點無所謂,她怕我受到更大的傷害,甚至怕我受到人身危險。說真心話,也許是我真得就像家里人說的,精神病或大腦進水了。因為有多少同事朋友親戚都說我們過去能順應陳步舉說的潛規則,而現在卻不懂順應政法機關的潛規則。非要用雞蛋去碰石頭,太不懂社會了。我不想與他們探討和辯解,我寧愿成為人們眼中的另類,也不愿去違背自己的良心去維護自己的權益。盡管被折磨到今天這樣的地步,但我依然不想發牢騷、吐怨氣。因為自己的問心無愧和自信,因為我對黨和政府的完全信任,無論有多少人給我潑涼水,我始終自信我們的案件終有平反昭雪的一天。
            這幾年,因為自己沒有什么具體工作,因而比較注重對社會管理問題,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民主管理以及理論問題進行一些思考、研究和建議。在我的網易博客和實名注冊的人民微博上,都能看到我的不少觀點和對自己情況的透明公開。只要搜索“閆全福”便可了解我的基本情況。當然,自己也被家人或不少人認為是當代社會多管閑事的另類。但我認為,對于每個黨員干部,對黨和政府工作的關心和建議,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說實話,正是由于我們黨反腐敗、反“四風”的任務緊迫艱難,才需要我們每個黨員干部都要敢于向那些不作為、濫作為或腐敗分子的一時強權強勢,作堅決的斗爭。
            公開是最好的監督,我殷切希望對我們案件和陳步舉案件的重審,最好能有媒體跟進的公開監督。在我們的案件能重審改判無罪后,請組織上在撤消對我的“雙開”處分后,我還真心的希望組織上能對我從擔任領導干部以來在思想、作風、廉潔自律等方面,進行全面的明查暗訪、民意測評等多種形式的組織審查或調查。我真想對我自身存在的問題和失誤承擔責任。現在有不少黨員干部都害怕調查、也經不起調查。但我不怕,我也自信自己完全對得起黨和群眾。我不敢與孔繁森等時代英模去比較,但我也是個真心向他們學習的小弟弟。至少是對黨和群眾忠誠老實,不貪不占、不謀私利、盡力做事、精心工作、敢于擔責,但本事不大而很本分的黨員干部。這一點,是我敢于面對組織和全院職工家屬,對自己的評價。這也是我向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黨政、紀委申訴中的一個請求內容。
            對于案件上存在的錯案問題和陳步舉受賄罪定性不準的問題,已在我和謝平安、王剛三人給您們的反映信中講明。
            兩位書記,我的反映信也確實太長太啰嗦了,請海涵!錯案不糾,危害甚大。我衷心的請您們能對我反映的問題給予重視,我深表謝意!
            祝您們工作順利,身心健康,為山西人民帶來平安、和諧與福祉!
            附件:一名黨員干部給省委書記的一封公開信
                                    
            反映人:閆全福
                                       二0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聯系電話:18096038080


            三名黨員干部寫給省政法委領導的申訴求助信
                             申訴求助信
            山西省政法委領導:
            您們好!
            我叫閆全福,現年57歲,曾任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以下簡稱我院)黨委書記、副院長。
            我叫謝平安,現年57歲,曾任115院副院長。
            我叫王剛,現年52歲,曾任115院總工程師、院長。
            在2010年9月,我們被大同市檢察院以自偵案件立案,礦區檢察院起訴,礦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2015年10月15日我們向山西省高院提出申訴。在漫長訴訟過程中,遭遇了各種錯誤,特別是拖延辦案過程實在是太離奇了,讓我們備受煎熬。現特請求省政法委幫助我們督促省高院對我們單位行賄案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改判我們無罪;糾正陳步舉受賄罪的定性不準,追究其敲詐勒索罪的刑事責任;維護我院被敲詐勒索的合法權益。現將具體情況反映如下。
            一、法檢兩家辦案過程和存在的問題
            在2010年6月,大同市礦區檢察院根據群眾舉報,到我院了解時任同煤集團地質勘測處黨委書記陳步舉在2006年向我院勒索工程運作費的情況。閆全福、謝平安、王剛三人(簡稱我們三人)和我院有關部門人員,積極配合調查,陳步舉很快被捕。2010年9月,大同市檢察院以自偵案件,對我們三人以單位行賄罪立案,于2010年11月23月向礦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礦區法院于2010年12月23、24日開庭審理,2011年11月18日對我們三人作出了時間不等的有期徒刑,緩期執行的判決。我們上訴后,大同市中院于2012年2月9日二審開庭審理后,合議庭也認為該案定性不準、事實不符,隨請示省高院。省高院于2012年7月4日給省政法委打報告(見附件一: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單位行賄案的情況報告”)以“在案證據不排除陳步舉假借招投標之際向我院索要錢財,相關人員為單位利益,不得已給予陳步舉錢財等4條理由。”請協調讓檢察機關撤回對我院單位行賄案的起訴。由于法檢兩家存在異議,案件遲遲不能判決,直到2014年1月14日,大同市中院才作出了與省高院判案意見完全相反的維持一審判決裁定。并且是到4月份才通知我們去取的裁定書。我們當時就向市中院提起申訴。市中院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駁回申訴通知,直到2015年3月底才通知我院去取回了駁回申訴通知書。
            二、我院不構成單位行賄罪和陳步舉受賄罪存在定性不準問題
            首先,大同市礦區法院在證據采用上存在問題。陳步舉以“潛規則和其他單位都在活動”為由,并借處長出國,他主持工作之際,多次打電話提出要給我院運作項目,索要運作費,并自己打車到我院招待所取錢,還是當著我們三人的面拿走錢的事實,這么重要的證據法院認為證據不足不予認定。而卻沒有任何證據,就認定是我院為了謀取競爭優勢的主動送錢行賄,完全是錯誤的。
            其次,判決書對我院憑自身的競爭實力取得評標總分第一名后,陳步舉又以第一名不活動還中不了標為由,又勒索走了第三筆錢60萬元,但同煤集團卻以教訓我院為由,最終我院未能中標。根據最高法、最高檢司法解釋“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以行賄罪論處”。法庭沒能用法律的因果關系分析判案,完全是錯誤的。
            第三,陳步舉應以敲詐勒索定罪處罰。正是由于判決書把陳步舉的勒索認定為我們三人的主動送錢這一關鍵性錯誤,才誤判我院構成單位行賄罪。陳步舉要為我院謀取什么樣的競爭優勢或為我院謀取到了什么樣的競爭優勢?或為我院提供過什么樣的便利?陳是直接還是間接利用職務之便?如何利用職務之便?如何違反或想要違反招投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哪些相關法律法規和同煤集團的招投標規定?都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這些受賄罪的犯罪要件。也使得在我們的判決書中,我們究竟要謀取什么樣的競爭優勢?我們向陳明示或暗示或提出過什么要求?都沒有事實證據。但陳的受賄罪和我們的單位行賄罪卻都成立。這完全是錯誤的。
            判決書中還存在錯誤理解采用證據,選擇性、矛盾性采用證據和沒有考慮申訴人閆全福的自辯理由的問題。
            二審裁定時對辯護人在二審提出的新的關系到案件定性的重大辯護理由,疏于審查;對申訴人閆全福的二審自辯理由無回應的不考慮;對一審判決錯誤維持。對申訴的無理駁回等問題。
            判案中存在的詳細問題,詳見附件二:閆全福單位行賄案刑事申訴狀及相關證據。
                              申訴人:閆全福、謝平安、王剛
                                   二0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聯系人:閆全福:郵箱:[email protected]   電話:18096038080
            附件一: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山西省煤炭地質115勘查院單位行賄案的情況報告”
            附件二:閆全福單位行賄案刑事申訴狀及相關證據。
               注:在我們給省政法委發出信件的幾天后,政法委電話告訴我,他們已將信件批轉到省高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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